国际教育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启示

坚持不懈地探索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是国际教育史常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及2015年年会的累累硕果是这些努力的见证。通过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及2015年年会可以看出近年来国际教育史研究有下列发展趋势：

其一，国际化的合作研究趋势。ISCHE创设之初就把“鼓励与促进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国际信息交流与合作”列为工作目标之一。目前，ISCHE已经同20多个国家的教育史协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每年一次的国际教育史年会则为各国教育史研究者提供了稳定的、真实的交流与展示研究成果的机会与平台。正在筹建中的“国际教育史研究数据库”则把研究工作的国际化推向了更高层次。

其二，多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的研究趋势。从2015年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年会可以看出，国际教育史研究愈来愈呈现多学科、跨国界、跨文化、跨地域的特点。受全球化的影响，认同问题与跨文化研究的紧密结合成为史学研究界的热点。受母体学科历史学等研究热点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也表现出强烈的多元文化特色。研究者本着多元、平等的立场，以跨文化的历史思维认识、理解、接纳对方，反观、认同、改进自己。注重多学科的融合是国际教育史学研究的另一特色。与女性主义、传播学、影像学、地理学、建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极大地拓展了研究领域、更新了研究方法，甚至从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上改变着教育史研究。

其三，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保持学科发展态势。2015年土耳其年会创设“实物、感知和直观教学世界”常设工作组，着手对直观教学或实物教学史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强调该教学方式如何在国际间的传播。受母体学科历史学新近发展的影响，国际教育史学界对身体史与教育史的融合表现出强烈的关注。2014年伦敦年会（ISCHE36）上决议成立“学校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以便于各国教育史研究者集中交流讨论教育身体史的研究。而且，即将于2016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第38届国际教育史年会的议题即是“身体与教育”，召集全球历史研究者对教育中身体的物化定位、具身性的教育实践及与教育相关的“人体”和“身体”概念的隐喻使用等展开研究和讨论。这与2015年8月23日在中国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关注的“书写情感的历史”“身体和空间中的情感”等议题正好形成呼应。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历史学这个教育史学的母体学科是如何深刻影响着教育史学的发展，它更提示教育史学研究者必须密切关注历史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动向，不能自我设限、画地为牢，在封闭中徘徊，而应在开放中发展。

近年来，在国内教育史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史学界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正日益增多。2013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徐勇代表中国教育史学界首次参加国际教育史年会。2015年6月，笔者作为中国大陆代表参加了国际教育史第37届年会，成为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成员，并在小组会上做了主题发言，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我国教育史研究者还积极邀请各国教育史研究者参与中国教育史学界的活动。2015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联合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举办了题为“教育的跨国冲突：18世纪以来的东亚与西方”（Transnational Entanglements in Education：East Asia and the “West” since the 18th century）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德国、英国、美国、墨西哥、新西兰、韩国、中国香港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机构的二十多位学者参与了这次研讨会”^[6]。

在“走出去”和“迎进来”双向互动的交流模式下，中国教育史学界逐步与国际教育史学界建立起联系和合作。但从整体上来看，国内教育史研究者的全球视野、多元文化意识仍有待加强。我们提倡国内教育史研究树立“全球视野与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观念和方法”，目的不止于构建适应全球化的教育史学术体系，而更加注重拓展中国教育史学界在国际教育史学界的空间和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育史研究要立足于世界，必须通过加强与国际教育史学界的互动，寻求自身存在的世界意义^[7]，建立起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学术话语权。

目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者也在逐步加快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宁波大学贺国庆、北京大学陈洪捷等率领各自的研究团队对现代大学史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浙江大学田正平^[8]近年来对“日记”这座无所不包的教育史料库进行深度的辨伪与阐释，使得教育史研究将“可能接近研究对象的本真，带来已有研究结论的丰富与改写”^[9]；华东师范大学丁钢^[10]以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为手段将教育史与叙述理论、教育史与图像史结合起来，开辟了教育叙述史、教育图像史等新领域；华东师大杜成宪、北京师大于述胜等人对中国传统教育范畴的深度解析和教育学术史的研究，别开生面，独具风格；首都师大石鸥、华南师大王建军等人开展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研究，引起课程教材教学论学者的普遍关注；厦门大学刘海峰带领研究团队对科举制进行全面探讨，出版系列论著，创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科举学”；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在周洪宇带领下确立了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学术研究路向”^[11]，打破了传统“二分论”的教育史研究范式，提出“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三分论的教育史研究新范式，开辟了教育活动史以及相关的教育生活史（向下拓展）、教育身体史（向内拓展）、教育旅行史（向外拓展）等新领域。这些都值得持续关注与推动。为此，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可顺应国际历史学界和教育史界的发展趋势，根据本国学术界的研究需要，对人们普遍关注的领域和问题或富有本国特色的学科，借鉴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的做法设立常设工作组，如大学史小组、教育图像、课程与教材史小组、教育活动、生活与口述史小组、教育身体与情感史小组、科举、书院与学庙史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力量，对各个专题进行持续、深入的专门研究，从而推动中国教育史学向纵深发展，以适应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在国际教育史学界占有应有的位置，促使国际学术界的话语体系得到更为合理的重构。

（周洪宇 周 娜）

【注释】

[1]王育济：《筹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文化逻辑》，载《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2]钱乘旦：《探寻“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印象记》，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www.xing528.com)

[3]杨汉麟、李贤智：《新史学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转向》，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3期。

[4]周兵：《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

[5]［法］Laura Lee Downs：《从女人史到性别史》，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6]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世界教育史常设会议国际研讨会在北师大成功召开》，http：//fe.bnu.edu.cn/html/002/1/201509/17909.shtml

[7]丁钢：《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8]陈胜、田正平：《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山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载《教育学报》2011年第2期；陈胜、田正平：《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胡适〈留学日记〉阅读札记》，载《教育研究》2011年第8期；田正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朱峙山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载《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田正平：《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阅读札记》，载《教育研究》2013年第12期；田正平：《读书·修身·治家——〈曾国藩日记〉阅读札记》，载《教育研究》2014年第12期。

[9]刘增杰：《论现代作家日记的文学史价值——兼析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载《文史哲》2013年第1期。

[10]丁钢：《村童与塾师：一种风俗画的诠释》，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2期。

[11]刘来兵、周洪宇：《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实践活动取向的教育史研究》，载《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