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际教育史研究成果及趋势

近年国际教育史研究热点日趋集中，研究取向日趋明确。从2015年6月24—27日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37届国际教育史年会上的相关学术论文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大致可以看出近年国际教育史研究呈现出的热点与取向：

（一）教育与文化

新文化史的“文化观”对国际教育史学界关于“教育与文化”的研究影响很大。研究者们摒弃了野蛮/文明简单的文化二分法，承认文化的多样性；突破传统文化定义的狭隘，新文化观“包含比以往更加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4]；否定了文化在传播、继承中是一成不变的，肯定接受的文化总会不同于原来的，因为接受者的主动性。在新文化史观的影响下，国际教育史学界对“教育与文化”的探讨可谓是多层次、多维度。既有宏观视角，如“社会与文化变迁中的宗教与教育”“文化及其对教育的影响”，也不乏微观方面的，如“校园中的测评文化”“教育仪式研究”；既有强调教育对文化的适应性研究，如“对文化学习史的研究”“具身认知与文化适应”，也有重视文化对教育的影响研究，“文化传统及遗迹在个人和集体价值传递中的作用”。

1.对“文化学习史”的研究

文化是个体或群体认知世界的方式。文化学习在塑造国民性、协助个体合理定位社会角色等方面具有极强的支配力。文化学习在各国教育实践活动史中都占据重要位置。“文化学习史”研究是学者们对“文化学习”实践展开考古学式的研究，挖掘整理文化学习实践资料，总结其成败得失。汉堡大学克里斯蒂娜·迈耶（Christine Mayer）在《艺术带来的文化认同感：以希利德·华尔克和他的艺术教育运动为例的分析》为题的报告中，基于对欧洲艺术教育运动先驱希利德·华尔克发起的以增强民族意识为目的的艺术教育运动的分析，探讨了艺术教育如何通过称之为“文化活动”的艺术活动成功克服文化隔膜、塑造民族认同感。卢森堡大学弗雷德里克·赫尔曼（Frederik Herman）以《工人文化的营造：推动文化适应的正规及非正规教育》为题分析了20世纪初期工人阶级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卢森堡，卢森堡社会又是如何通过学习由农业国家成为工业国家的。通过对“文化学习史”的研究，学者们不但分析了历史上文化学习实践的成败得失，而且证明了“文化学习”教育并非现代的新生物，而是自20世纪以来就已经出现的教育话语。

2.具身认知与文化适应研究

过去50余年来，文化教育领域不再局限于“文本”式的、纯粹思维的文化学习，而是强调具身性的文化认知、文化参与，主张文化适应是身心共同的建构和经验，一味强调心智培养和观念传递的传统文化学习观受到挑战。具身性的文化适应研究受到国际教育史学界的关注。剑桥大学凯瑟琳·伯克（Catherive Burke）在报告《二战后英国小学和幼儿园为“触摸、达到、移动”而设的校园环境》中分析二战后（1944—1970）英国的小学和幼儿园如何创造性设计校园的室内、室外布置，以利于学生动手操作，提高认知效率。以《16—18世纪现代欧洲早期的“品味”教育》为题，比利时学者维克多利亚·冯·霍夫曼（Viktoria von Hoffmann）分析了欧洲16—18世纪“文明化”过程中人的身体如何在“文明”的旗号下接受规训和教化，进而揭示了这种身体教育对当代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己相处的影响。上述研究走近了文化适应的本真，历史性地证明了文化适应、文化学习是一个多种感官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

3.校园中的测评文化研究

19世纪以来，受精英文化的影响，欧洲教育愈来愈注重对在校生的测量和评价，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教育中的测量与评价文化。校园中的测量和评价文化产生形成了一系列的认识，包括对学生的认识、对学生发展的认识、对学生应该获取何种知识的认识。这些认识影响和支配着教师、教育和社会对学生的评价。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过，任何测试、测量和评价都是主观性的，其受理念支配。近年来，国际教育史学界开始对历史上校园中的测评文化展开研究，分析测量和评价手段的变化及其背后教育理念的变迁。瑞典学者帕特里克·布勒（Patrick Bühler）在《测量文化：19世纪末以来瑞典学校中的心理测量》报告中，基于对19世纪末以来因回应层级制教育体系而在瑞典学校中盛行的智力测验的考察，对下列问题做了解答：瑞典学校选择了何种心理测量方式？这些测量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教育的目的？心理测量如何影响着人们对智力表现的认识？来自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娜勒卡·巴克（Nelleke Bakker）以《学习和行为问题儿童：1950—1970丹麦基础教育的认识实践》为题考查了二战后丹麦对学习和行为问题儿童的认识及其相应的教育实践，试图回答丹麦学校运用了何种测量方式把学习与行为问题儿童及弱智儿童加以区分？这种测量方式对这类儿童的课堂教学发挥着何种作用？对这类儿童进行教育的学校在推动儿童科学发展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对校园中测评文化的研究，便于理解学校考试的发展变化及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有益于在教育中合理、科学地运用测量及评价手段。

4.教育仪式研究

同一的行为不仅是社会对成员的基本要求，也是教育系统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措施。所有社会要求的实现都依赖于大量的同一行为。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仪式在学校环境中发挥着养成学生同一行为的重要作用。德国洪堡大学马塞洛·卡鲁索（Marcelo Caruso）和美国洛约拉大学诺厄·W.索贝（Noah W.Sobe）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教育惯例与仪式，力求透视教育实践中同一性文化的产生及对教育场域中人的训练和塑造。以《发生在教室里的同一：19世纪西班牙和爱尔兰小学里不同的教学仪式》为题，马塞洛·卡鲁索对比阐述了在松散、低效的传统教育向系统、高效的现代教育的过渡期，为了构建系统化的教育，不同文化背景下，学校教育如何实施教学活动以规范学生行为。诺厄·W.索贝以《一、二、三，眼睛看着我：1900—2000年间美国学校“吸引和控制学生注意力”教学手段》为题，从历史视角出发分析了同一化教育目标下“吸引学生注意力”教学手段的变迁，继而分析指出，变迁背后是“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教育理念起着主导作用。

（二）教育身体史研究

在当下的学校教育环境中，身体对另一个身体的碰触几乎不可能不被质疑或被问讯。无论是学校的规章制度、社会道德准则，抑或教学话语都认为教师和学生必须保持距离。而且，学生之间表达友爱的、伙伴式的身体接触在学校时空中也几近消失。历史上校园中的身体是如何接触的呢？是以何种话语方式认识和理解身体接触？又采用什么策略和工具处理身体接触？什么情况下“伤害”成为了教育问题？又是在何时权利和保护进入了学校空间？今天校园中的身体接触又在经历着哪些变化？2014年设立的“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召集教育史研究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通过对身体多层次多视角的关注，促使我们重新理解学校教育中个体及群体经历，检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不同的身体是如何发展及塑造的。

“校园中接触的身体”常设工作组分三次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来自不同国家的7位代表做了专题报告。洪堡大学马塞洛·卡鲁索探讨了导生制初兴时期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身体接触的变化，得出在导生制初兴期并非严格地避免任何的身体接触的结论，同时，探讨了导生制教学组织下欲望、克己和肉体间冲突的动态变化。巴西学者戴安娜·维达尔（Diana Vidal）以《恰当的身体接触：学校中的性行为与性取向（1930，里约热内卢）》为题讨论了医学话语体系对学校性教育及学生性倾向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巴西医学界对“性变态”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由之前的一种犯罪行为到一种疾病的认识转变。研究认为医学界话语体系的改变对巴西学校的性教育及学生性倾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巴西学者卡洛斯·赫罗德·朱尼尔（Carlos Herold Junior）讨论了童子军对20世纪上半叶巴西教育中身体观的影响及改变。通过对20世纪早期童子军运动在巴西的创建及流行原因进行分析，研究指出，由于童子军强调学生自然性，且改变了传统巴西学校里的游戏、室外活动和运动，使得巴西教育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被吸纳进巴西20世纪早期教育中，并对巴西现当代教育带来了积极影响。(www.xing528.com)

墨西哥学者伊恩·德塞尔（Ines Dussel）以学校建筑设计史为视角，以1870—1940年为时间段，以建筑设计方案、国家规章制度、学校建筑史以及使用者在传记和日记中的记录为史料，通过分析比较墨西哥、阿根廷两国学校卫生间设计的历史变迁，讨论了卫生间如何成为校园内特殊的物理空间，学校如何利用卫生间的设计实现对身体的建构。以情感史与身体史的融合为视角，以问题为导向，智利学者巴勃罗·托罗·布兰科（Pablo Toro Blanco）在考察1870—1960年间智利教育对学生身体的形塑而激发学生国民意识和国民情感的教育历史基础上，试着回答了：教育如何在不同时期通过身体影响学生既存的情感？青年人的情感如何通过一定的身体行为，例如，学校体操和爱国仪式得以宣泄？土耳其学者菲利兹·M.乔尔格蒂（Filiz M.Giorgetti）在报告《教育仪式的转变：基于土耳其的分析》中对土耳其两个不同时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学校教育仪式的变迁进行了考察，提出教育仪式的改变实则是教育身体观改变的反映。

笔者以《晚清教育场域中的女子身体》为题，以福柯的身体理论对晚清政府在构建近代化教育体制中如何运用话语体系和权力在女子学堂中规训和教化女子身体做了探讨。晚清时期，中国女子身体被隐喻为弱种、弱国的始作俑者。在“保国强种”的目标下，改造女子身体以改变国家未来的身体模塑运动在晚清时期轰轰烈烈展开。女子学堂是晚清女子身体改造的重要空间，社会精英人士的言论及王朝政治需要构成的话语体系通过学堂规章制度形塑着学堂中的女子，主导着女子身体的生成取向。以教育史、身体史、性别史融合的视角，运用文献分析法，笔者对晚清女子学堂中女子身体生成做了历史分析和概括，澄清了女子在晚清教育场域中的真实存在，也是对目前中国教育场域中女子实存状态的历史追溯。

（三）跨国视角的性别与教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史研究对象从宏大结构的社会史和经济史转向了注重文化和话语分析的微观史，形成了新的角度和结构分析方法，放弃传统的“以男人（性）代表中立和普遍人种/类的历史借口”^[5]。受此影响，国际教育史常设会于1994年初创设“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召集各国教育史研究者尝试新视角、新范式探讨性别与教育的问题。历经10年的研究之后，2005年“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暂停。随后发现性别视角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教育史研究开展，ISCHE成员们提议重设“性别与教育”常设工作组。2012年国际教育史第34届年会以“跨国环境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与教育”为名重设“性别与教育”工作组，强调以“跨国”视角深度理解性别与教育关系的历史变化。跨国视角的性别与教育研究凸显了性别、教育、文化和国家这些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变迁及个人或集体在上述变迁中的重要性，而这些是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历史研究无法做到的。在2015年年会上，与会者聚焦于“对关涉性别的历史概念、语言及象征物进行评述，探究上述因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下的跨国旅程中的传播、变迁、被推行及抵抗的历史”。

悉尼大学蒂姆·艾伦德（Tim Allender）以《印度殖民地时期的女子教育（1820—1932）》为题的报告以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范式引起与会人员的讨论。该报告以女性史为视角，通过梳理1820至1932年112年的时间内印度殖民地时期女性主义运动及印度女性气质的建构，考察了知识跨国传播的方式。蒂姆·艾伦德在报告结束时强调指出，此范式适用于考察其他非英属殖民地国家知识从宗主国向殖民国的传播方式研究。匈牙利塞格德大学的阿蒂拉·诺比克（Attila Nobik）以1887—1891年间在克鲁日（Clju）出版的、名为《家庭与学校》的杂志为史料来源，探讨了匈牙利女性教师如何参与教师专业化及这种参与如何影响与塑造了她们的职业生涯。针对传统教育史研究在分析内战前美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形成时，忽略对处于青春中后期的教师如何把教学实践、文化交流和文化创造融为一体的过程的关注，美国洛约拉大学的安玛丽·瓦尔德（Annmarie Valde）通过传记式地记录美国内战前两名青春期女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足迹，研究了她们如何发挥文化传递的作用。日内瓦大学比阿特丽斯·亨格利·詹尼（Beatrice Haenggeli-Jenni）以跨国史和女性国际史为视角，聚焦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两名贵格会教育工作者，通过对她们的信件、日记和出版物的分析，确定了她们之间的联系及努力帮助欧洲新教育组织在贵格会中发展了很多新成员，揭示了贵格会在新教育联谊会（New Education Fellowship，简称NEF）的发展和壮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再次证明了新教育运动的迅猛发展与其他国际组织，如政治、科学、宗教等方面的有很大联系。

巴西学者卡洛斯·赫罗德·朱尼尔以《跨国运动中的身体、性别与教育：基于对1907—1941年童子军及其指导组织在巴西发展的分析》为题分析了童子军及其组织在20世纪初期性别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提出童子军及其组织在各国的传播为维持和改变社会规定的男女两性地位的斗争创设了斗争空间。希腊研究者波莉·塔纳塔基（Polly Thanailaki）以希腊女子学校Arsakeion为例，研究了女子学校如何在巴尔干战争期间（1912—1914）塑造和影响着巴尔干地区希腊人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情感，回答了为什么女子学校Arsakeion被认为担当了国家保护者重任的问题。

（四）教育史学科建设研究

“反思教育史学科发展”常设工作组的工作目标是对各国、各文化中教育史科研机构的基础力量及科研成果进行即时性、反思性的评价，以促进各国教育史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从而巩固教育史的学科地位，增强学科发展的清晰度。同时，该工作组致力于描述教育史学科最新的发展，力求为学科发展规划及制定研究计划提供参考建议。为了深化教育史学科的反思性研究，ISCHE拟创设合作性的数据库，为各国教育史研究者、科研机构、媒体等提供无条件共享的虚拟平台。

“反思教育史学科发展”工作组在2015年第37届年会上主要有两项活动：其一，召开“讨论教育史杂志”的圆桌会议；其二，“对学科发展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小组专题会。“讨论教育史杂志”圆桌会议的目的在于为学术杂志的编辑们专辟一个空间集中讨论教育史学科杂志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启发教育史领域学术研究的反思。会议主持人是常设组负责人Eckhardt Fuchs，他也是国际教育史协会2012—2015年的主席。英国《教育历史》（History of Education）杂志社、瑞士《北欧教育历史》（The Nordic Journal of Educational History）杂志社、意大利《教育与儿童文学史》（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杂志社、西班牙《时间与空间里的教育》（Espacio，Tiempo y Educación）杂志社、希腊《教育历史中的问题》（Issues in History of Education）杂志社受邀参与了圆桌会议，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集中讨论：编辑管理模式对学术成果出版类型的影响；语言要求（学术成果的出版限定为英语，或者多种语言均可）；社会组织在宣传杂志的信息、成就及动向中的作用；对目前普遍认可的出版物质量评价标准的批判性反思；对杂志编辑在评价学术成就中重要性的认可。“对学科发展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小组专题会有四位学者做了专题发言。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露西卡·卡佩利（Lucia Cappelli）介绍了他自2012年着手创建的“意大利各大学教育史博士论文数据库”的情况。为了使意大利教育史研究取得有效的国际比较，同时，增强意大利国内教育史学界教授、学者及博士生们的联系，意大利教育史学会自2012年起推动创建了此数据库。里斯本大学的乔昆姆·平塔西尔戈（Joaquim Pintassilgo）和卡洛斯·贝托（Carlos Beato）以2005—2014年间的博士论文为例对葡萄牙的教育史研究现状做了分析。文章提出，从整体上或以专题的形式对学科出版物进行分析及反思，不但是评价学科发展质量和方向的基本方式，也是规划学科前景的必要措施。基于这种认识，该研究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的历史时期、理论构想、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等四个方面对近10年来葡萄牙教育史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法国巴黎第八大学马蒂亚斯·加德（Mathias Garder）以《无地图参考的教育史学科发展反思》为题对纯思辨性的教育史学科发展提出了批评。加德首先从词源上分析“mapping”，指出该词本意强调依据对可视化材料的应用，而对比现在历史书写中图表及分析制图的缺失现状，提出历史地理学，尤其是制图学应该是反思教育史研究工作的一个较佳切入点。

（五）教师的批判性思考研究

“教师的批判性思考”常设工作组倡导进步、民主的教育理念，建议从不同的层面对教学历史上的“批判性思考”进行再思考。

2015年“教师的批判性思考”常设工作组的报告人都来自法国。其中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的安德列·罗伯特（Andre Robert）以《法国共产党对法国学校的批判性建议：在教育系统方面的变革（1930—1970）》为题从实践教育、教育科学、学校教育系统重组三个方面的变化，分析了法国共产党对法国教育问题的批判由极端向辩证的变化过程。《罗伯特·弗雷内的教育批判思想》是法国学者诺埃尔·莫宁（Noelle Monin）的报告题目。他以法国里昂的罗伯特·弗雷内基金会、罗伯特教育博物馆、罗伯特担任主编的“法国教育小说丛书”（French Group of New Education，简称GFEN）以及罗伯特本人的作品为资料，对法国20世纪著名的幼儿教育家罗伯特在教育上的首创精神及其通过“法国教育小说丛书”试图构建的教育批判精神做了历史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