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中叶，随着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西欧进入了印刷技术时代。印刷技术的媒介技术特征是：（1）采用字母文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符号体系。早期主要使用拉丁语；后来，随着通俗语图书和报纸的发展，逐渐转向了英语、法语、德语等民族语言文字。（2）人造纸替代羊皮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3）使用古登堡活字印刷机出版图书，可以快速复制出大量图书。不仅图片精准不差，而且每一个字都出现在同一位置。后来更是出现了页码、目录和索引等新的要素，图书逐渐变成今天看到的样子。
印刷技术在欧洲营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传播图景：人若想读，可以很方便地购买到机印书；人若想写，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人造纸。报纸、期刊等连续、快速出版物的发展，让当时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欧洲人，一年获得的“信息总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生可能获得的“信息量”。印刷技术一扫中世纪欧洲的沉闷气氛，营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传播生态图景，为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等，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条件。
第一本被印刷出来的图书是拉丁文版的古登堡《圣经》。很快，其他的印刷商也开始出版各种语言文本的《圣经》。据丹尼尔-罗普斯估算，从印刷机发明到1520年，“拉丁文《圣经》出了156个版本，德语译本出了17种，还不算手抄本，估计……超过了一百种”。[59]在短时间内不同羊皮手稿的大量、密集出版，把手工抄写中的讹误、错漏、矛盾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影响了《圣经》的神圣性。在挖掘和翻译“古三语”《圣经》的过程中，产生了字典、词典等大部头工具书。在翻译出版多种语言《圣经》的过程中，积累了各语言的“字钉”，为后来报纸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报纸的出现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异步、“同时”、持续接受信息的大众传播形式，为民族语言的诞生，以及民族国家等“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教化”途径。
印刷技术带来了新的数据采集、表达和传播方式，促进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发展。哥白尼生活在印刷时代，他不用像前辈天文学家那样，到处游学、搜集和抄写天文资料。他很容易搜集希腊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观测资料，有大量的时间阅读和思考，并注释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艾萨克·牛顿通过购买和从图书馆借阅的方式，收集了从欧几里得到笛卡尔的全部数学书籍，通过读书自学，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创立了微积分。[60]
机印地图完美诠释了精准印刷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在手工抄写时代，地图在一次次重复抄写中逐渐变形，失去了导航的作用。印刷机出现以后，印刷商四处搜罗古代地图并大量出版。这些版本顺序混乱、讹误百出的中世纪地图出版以后，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引起了关于读“自然之书”还是读“文字之书”的大争论。然而，机器印刷的快速连续出版模式为修正错误、收集更全面的地理信息，提供了一种新机制。1492年，哥伦布出发的时候，还是拿着托勒密绘制的旧地图。16世纪以后，奥特利乌斯、约翰·布劳和洪第乌斯的印刷所变成了大航海时代“世界级的搜集整理资料的中心”。奥特利乌斯恳请读者提供批评和建议，并补充《世界地图集》未覆盖的区域。“《世界地图集》很快就重印了几次。……不到三年，他就收到许多新地图，于是他增加了17幅地图作为附录，稍后又将这些新图融入《世界地图集》。”[61]依靠快速大批量出版和持续反馈（把最新地理发现汇集到一张“地图上”），人类终于拥有了一张完整、清晰的世界地图。机印地图对于明确世界各地的边界、统一地名、增强人们的边界意识，[62]提供了清晰、准确、一致的信息。(www.xing528.com)
17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定期、连续出版的学术期刊[63]，这种连续出版物把分散的科学家连在一起，建立起持续的分享、交流机制，使分散的学术精英能够相互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另一个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不是再次重复），这大大加快了新知识、新发明的创新和扩散速度。近代以来，进化论的提出，无线电、电报、电话等新发明，几乎都是由两位或两个团队的科学家同时完成的，由此证明由报纸、期刊等连续出版物所营造的“思想市场”对创新的重要意义。
机印书的大量涌现生发了一种新的学习场景：一个人向一本不会说话的书学习，而书不会动态回应学生的问题，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学习场景，彼得·拉米斯提出一切“学科”的教材的范式：首先是冷冰冰的学科定义和分类，由此再引导出进一步的定义和分类，直到该学科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解剖殆尽，处理完毕。[64]教科书开宗明义，告诉读者“我”只谈“这个定义的问题”，至于其他问题，请阅读其他的书。久而久之，知识被分门别类地分派进不同的图书和学科，形成了复杂的专业分工和“专门”人才培养体系。
老师和学生人人都有一本标准化的教科书，老师和学生人人都有充足的人造纸和教科书这两个条件，此乃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现代学校制度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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