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和教育学的交叉领域,教育史承袭了历史学研究的传统观念,主要研究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教育观念的变革。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研究遭遇危机,教育史研究也面临挑战,[23] [24]学者呼吁“冲破藩篱”,重建教育史的研究。[25]近年来,受20世纪历史研究变革的影响,[26]很多国家的教育史研究者不断开拓本学科的研究疆域,[27] [28] [29] [30]国内教育史研究者也提倡叙事范式与历史感知[31]等新的研究方法,从新文化史[32] [33]、教育生活史[34]、教育身体史[35]等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创新和探索教育史的新的出发点[36],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37]。但是,从媒介技术的“长时段”视角分析,开展的教育史研究还不多见。[38]
媒介技术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来自多个方面。首先,由于大多数知识的传承和教学需要依赖媒介技术,所以,媒介技术对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人类教育实践、制度和组织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影响。换句话说,媒介技术营造出不同的社会传播图景,形成了不同的舞台或者背景。历史上的教育思想、制度和组织,都应该放置到不同的背景结构中,重新审视和思考。[39]其次,教育史研究本身也受到媒介技术所提供的记录、分析、表达手段的制约。这一点,对于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对于迎接基于“大数据”的新的教育史研究至关重要。第三,教育所培养的公民意识和共同价值观念,降低了社会互助、协作的信任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充当了人类社会大规模协作的“认知基础设施”。在互联网所营造的全球传播生态图景下,“买全球、卖全球”的现状表明,人类合作的范围早已超越地理疆域,交流的密度和频次空前高涨。从媒介技术的“长时段”结构看,今天所发生的国际争端,实质上正在重演大航海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思潮、不同利益的相互遭遇和相互碰撞。教育不仅要回应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要求,还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求同存异,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新理念、新价值观,培养具有相互协作、相互信任的观念基础的世界公民。所以,媒介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也正在“塑造”未来的教育史。从媒介技术“长时段”视角分析教育史,是一项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重新理解过去,连接未来的学术使命。
从媒介技术所构建的社会传播图景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教育史,需要借鉴媒介环境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郭文革对媒介环境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提出西方历史上主要经历了口传时代、手工抄写、印刷技术、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五种媒介技术变革,中间间隔一百多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如图31-2所示。在两次变革之间,社会传播生态图景基本稳定,形成了一种比较清晰的教育史的“长时段”分析结构。
图31-2 长时段:媒介技术与教育变革[40](www.xing528.com)
从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视角看,“长时段”结构影响了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人类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似乎也支持布罗代尔的观点。西方历史上两次重大的文明与教育发展,都处于媒介技术发生变革的历史时期。(1)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处于古希腊从口传到手工书写的媒介技术变革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出现了正式的教育组织——学园。(2)15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等,又正好发生在从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的媒介技术变革阶段。这些历史关键节点上发生的“大规模思想运动”[41]表明,人类文明和教育的大发展与媒介技术变革在时间上存在显著的相依关系。以媒介技术“长时段”框架考察人类教育活动的产生、发展和变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教育史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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