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研究：危机与媒介技术影响

进入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遭遇危机，史学研究典范遭遇动摇，历史研究经历了几次重大范式变革。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王汎森教授在一次专题讲座中^[9]，对19世纪以来史学研究遭遇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回溯和分析。

按照他的梳理，19世纪出现的兰克史学典范在20世纪遭遇颠覆，挑战主要来自历史学以外的领域，例如福柯等哲学家、以及认知语言学等其他学科门类。受这种思潮的影响，20世纪历史学的研究出现过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20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年鉴学派提出研究历史不能只熟悉某一事件，还应有长时段、中时段的思考。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甚至认为，历史上的事件和人都是泡沫，最重要的是结构。^[10]这种整体史的研究观念对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次是20世纪最后20年，这次当红的是新文化史。新文化史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现象都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许多我们研究的经典在当时都不是经典。所有的领域，包括对性别、身体、疯狂或正常、有罪或无罪的看法，都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都随时代和社会变迁而变化。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视野从宏大进入微观，从大历史观念进入小历史的视角，出现了日常生活史、阅读的历史、妇女史、身体的历史、历史叙事研究等。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基于大数据研究的发展，《历史学宣言》呼吁重回“新的长时段”、^[11]数字历史^[12]、历史动力学^[13]、地理学与历史学未来^[14]等新的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出现，一批生物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等跨界进入到历史研究领域，他们把人类历史乃至于世界看作是一个受复杂因素影响的、动态变化的整体系统，试图通过广泛搜集各类历史数据，通过数学建模的方式，研究和发现历史变化的规律。

对于历史学研究在20世纪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历史学家主要还是从观念的角度解释这种变革。他们更关注历史学科的命运。然而，跳出单一学科的藩篱，从社会总体传播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忽视19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波又一波传播技术的革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电报，以及后来的摄影机、留声机、电影、广播、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等。这些技术既改变了历史事件中的人的行为和思想，同时也改变了历史研究者的记录方式和研究工具。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不是从历史学家脑袋里冒出来的“观念”，而是受到了传播技术所带来的记录、数据积累、分析工具和表达体裁的影响。

历史研究的最大特征是“非现场性”。历史学家往往需要隔着很远的时空距离，通过分析文字记载、文物以及其他材料，认知和还原特定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研究必然受到记录手段——媒介技术的制约。即使描述亲身经历的事件，历史学家的感知也只能代表一面之词。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全方位、全时序地观察和记录一件事的来龙去脉、细枝末节。历史学家必须依赖大量不同时代、不同媒介、不同视角的记录，才能还原历史的基本事实。

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录之间存在的这种永恒的矛盾和张力，是历史研究面临的永恒挑战，也表明记录和表达手段的不断变化——媒介技术创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断发展的空间。历史上的事件发生了，过去了，消失了，它曾经存在过，它就在那里，它不会争辩真实与不真实。只有当历史事件被当时的人、后来的人用符号记录和表达出来，传播给更多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关于“真实”与否的争论。“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符号化的记录和表达”之间永恒的矛盾和张力，是分析史学研究（以及其他研究）范式变革的起点。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历史滥觞于口传时代的《荷马史诗》，诞生于手工书写时代希罗多德的《历史》。^[15]在荷马和希罗多德之间，恰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从口传到书写，从耳到眼，从稍纵即逝到可以反复阅读和比较。口头语言和手工书写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史学研究“范式”。

口传时代依靠听和说作为主要的交流手段。荷马依靠记忆作为记录工具，但记忆不可靠，遗忘不可避免。为了避免遗忘，他把听来的故事用“套语”编织成诗歌^[16]，以传唱的形式传播，因此形成口传史诗格式的“历史故事”。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已经进入手工书写的传播环境，他用字母文字和莎草纸作为历史记录和研究的工具。在多年的游历中，希罗多德把口头传说记录在莎草纸上，积累了大量素材。晚年的他对大量的书写记录进行反复的阅读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种材料相互印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希罗多德因此被称为“历史之父”。从口传到书写——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传播环境使史学研究从荷马的神话范式进入希罗多德的历史范式。由此可见，媒介技术带来的不同记录、分析和表达手段，对于历史研究有着显著影响。

事实上，每一次媒介技术^[17]创新，都为历史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记录、表达和传播手段。正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所说，每一次“传播革命使科学数据的采集建立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18]图31-1以口头语言、手工书写、互联网为例，呈现了三种不同的“媒介技术与记录符号、表达”的对应关系。(www.xing528.com)

图31-1 媒介技术与记录符号、表达

历史研究所依赖的记录、分析、研究工具的差别，对历史研究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王汎森先生在讲座中谈到，19世纪兰克的历史研究理念是“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20世纪的历史学家“要求历史的客观与严谨和兰克是相同的”。^[19]从内在的理念和目标来看，他们都想要描绘真实的历史。但是，由于能够获得的素材的数量和类别的差异，他们所形成的历史认知框架、对真实历史的还原能力，出现了天壤之别。

19世纪，兰克提出的史学典范，跟他获得教会的（纸质）宗教档案有很大关系。之后，随着摄像机的发明，照片替代绘画，成为保存历史场景的主要手段^[20]。与绘画相比，摄影记录在成本（包括人才培养和时间等）上具有巨大的优势。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社会各阶层、各类生活场景的照片记录大量增加。20世纪以后，随着报纸的大发展、广播、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不仅留存下来大量声音、视频资料，而且保留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广泛、密度更高的人类生活记录，反映了从国王、总统，到掏粪工、售货员的各种工作、生活场景。这些素材不仅记录了伟人的思想，还大量描绘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群体行为。在获得了比兰克更多样、更复杂的研究素材之后，历史学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纷繁、复杂的素材，难以纳入到兰克（基于书写材料）所建构的历史研究框架中，他们不得不创建更复杂、层次更丰富的历史解释模型；必须使用新的研究分析工具和表达方式，才可能把微观细节和“长时段”的历史架构融为一体。他们对兰克史学的批判和超越，是媒介技术变革带来的一种历史必然。

在此，要特别讨论一下思想的产生与社会传播图景之间的关系。思想到底是先验地产生于伟大人物的头脑中，从而指导社会群体的行为，还是它本身也是社会过程的派生产物？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卡尔·曼海姆认为：“独居在书房里的研究和对印刷品的依赖使他们只能获得社会过程派生出来的观念。”^[21]罗伯特·默顿在评论勒庞的《乌合之众》时，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勒庞的思想注定会出现，即使他本人从未存在过。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是，在同一时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意大利人西盖勒，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思想，正如其中不少思想也由法国人塔尔德表达过一样。”^[22]他们的观点，呼应了对19世纪初中英两国社会传播图景的比较。

综上所述，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媒介技术所建构的社会传播图景对于全面地认知曾经发生过什么，以及如何“写历史一如它所发生的”具有显著的影响。在讨论历史研究的危机和变革时，不应该忽视媒介技术的作用。媒介技术所提供的“长时段”框架，为分析“历史研究”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值得思考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