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传记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应用成果

在西方学术界，集体传记法已经在历史学的各分支学科都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运用，这一研究方法也被用于教育史的研究中。集体传记法在教育史领域的运用首先出现在高等教育史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期，劳伦斯·斯通出版的两卷本《社会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30]一书就运用了集体传记法研究英国大学史。

继劳伦斯·斯通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英国学者受到启发，开始使用集体传记法研究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教师与学生群体，例如英国学者A.J.恩吉尔（A.J.Engel）的著作《从牧师到大学教师：19世纪牛津学术职业的兴起》（From Clergyman to Don：The Ris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Oxford）^[31]，以及另一位英国学者加雷·威斯克雷（Gary Werskey）的著作《看得见的学院：20世纪30年代英国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集体传记》（The visible College：A Collective Biography of British Scientists and Socialists of the 1930s）。^[32]因为集体传记法的引入，大学史的研究开始从过去对大学组织与制度发展的重视，转向对大学中人的群体特征的关注。哪些人进入大学学习？哪些人在大学里任教？哪些人在管理着大学？不同时代的大学生与教师们具有怎样的社会、文化、地理以及智识特点？他们与社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关联性？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是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的？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大学师生群体数据资料的分析，以获得更为精准与客观的认识。

作为社会少数精英人士同时又是高等教育机构成员的大学师生，对他们的身份背景与特征的考察，能够显示其社会特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有助于研究者探讨大学师生群体与整个社会的互动，从而揭示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经济、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例如，2007年杜克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新西班牙地区特拉特洛尔科帝国学院和新那瓦知识精英的出现（1500—1760）》（The Imperial College of Tlatelolco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Nahua Intellectual Elite in New Spain（1500—1760））采用集体传记法，对西班牙殖民者16世纪在新墨西哥城为纳瓦人建立的学院的学生群体进行研究，展现了西班牙殖民者与当地知识精英之间协调适应与对抗的历程，反映出西班牙殖民者试图将那瓦人基督教化与欧洲化，而纳瓦人也试图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保持文化自治。^[33]2008年，卢西恩·纳斯塔沙（Lucian Nastasǎ）在《历史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接受西方大学教育的罗马尼亚大学教授》（The Education of Romanian University Professors in Western Universities）。该文采用集体传记法对罗马尼亚的大学教授们的受教育状况、学历授予国家、授予科目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在罗马尼亚，自1864年以后，接受西方大学教育成为精英阶层的准入门槛。在西方模式的影响下，罗马尼亚精英阶层群体在自身变革的同时引领着其他群体、社会阶层发生转变。^[34]

为什么集体传记法会最先运用到大学史的研究当中？历史上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师与学生群体的信息保存相对完善且较容易获取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即使是在大学最初兴起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师与学生的相关信息都或多或少地被保存下来。相关作品还包括詹姆斯·K.麦克考尼卡（James K.McConica）、《都铎大学的集体传记》（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Tudor University）^[35]、布洛克里斯（L.W.B.Brockliss）和（Patrick Ferté）帕特里克福特的《巴黎大学和图卢兹大学爱尔兰牧师的集体传记》（Prosopography of Irish Clerics in the Universities of Paris and Toulouse，1573—1792）^[36]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不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开始使用集体传记法进行研究，不再局限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基础教育领域的群体身上。例如，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古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写作、教师与学生》（Writing，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Graeco-Roman Egypt），其第三章使用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展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埃及教师的特点及其教学情况。^[37]199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教育与帝国：男性气质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公立学校》（Education and Empire：Masculinity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School），采用集体传记法，研究了维多利亚时期一批杰出的英国作家的作品对19世纪公立学校男性化教学风格产生的影响。^[38]2008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历史中的学校教育：1550—1750年韦特海姆的教师、教育和政府》（Schooling in Context：Teachers，Education and the State in Wertheim Am Main，1550—1750），对近代早期德意志西南部一个小城市中的249名学校教师进行了集体传记研究，分析了他们的职业路径、教育背景、地域来源、血缘联系、收入等因素，考察了地方政府是如何逐渐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控制的。^[39]

在21世纪发表的期刊文章中可以发现越来越多使用集体传记法研究基础教育领域师生群体的例子。2004年安妮·力克·鲍尔森（Anne Lykke Poulsen）发表的文章《哥本哈根的女性体育教师群体：1900—1940》（Femal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openhagen，1900—1940：A Collective Biography），采用集体传记法，从年龄、婚姻状况、经济背景、教育背景、参加的社团组织等角度着手，对1900年至1940年的哥本哈根市女性体育教师进行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归纳体育运动和性别、权力以及专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女性教师专业性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选举权。^[40]艾泽·米杰斯（Esther Mijers）2005年发表的文章《爱尔兰学生在荷兰：1650—1750》（Irish Students in the Netherlands，1650—1750），从学生的入学信息档案着手，进行集体传记分析，探讨了17—18世纪时期促使大量爱尔兰学生奔赴荷兰求学的原因及影响因素。^[41](www.xing528.com)

在众多的期刊文章当中，除了使用集体传记法进行教育史的研究之外，不少学者开始从方法论的层面总结与反思集体传记法的使用策略，对如何更好地在教育史中运用集体传记法提供了思路。例如，威廉姆·布鲁诺（William Bruneau）的文章《一项新的集体传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职位研究1915—1945》（Toward a New Collective Bi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ofessoriate，1915—1945），通过对1915年至1945年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职位的研究，指出传统的集体传记研究依赖定量的数据与信息解释研究对象群体的社会与经济特征，而这一方法改进以后也可以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智力与情感因素。作者使用集体传记法将量化数据与环境信息整合到了一个综合的历史论述当中。^[42]2005年发表的文章《倾向性评分法与列宁学校》（Propensity-Score Methods and the Lenin School）探讨了集体传记研究中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具体方法。作者吉登·科恩（Gidon Cohen）发现，医学领域的流行病学研究遇到的许多问题与历史学研究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研究数据的收集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导致偏差。因此，流行病学领域经常使用的倾向性评分法可以用来帮助历史研究的开展。作者试图运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研究英国学生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的学习是否增加了其担任共产国际领导者角色的机会。^[43]

在国内教育史学界，近年来随着学者们研究视野的逐渐下移，关注点也逐渐从广泛的制度史、思想史和实践史层次转移到生活史的研究，对教育史中教师与学生生活史的关注和研究日渐增多。过去传统教育史学强调精英研究的特征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作为群体的普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认识到他们作为教育中的人在创造教育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领域普通的教师与学生，作为教育史上默默无闻的群体，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多是群体性质的，表现出来的也是群体的特征，使用集体传记法对该群体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特定历史时期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对象的特征以及他们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虽然国内的教育史学者对于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研究屡见不鲜，但是在方法论上明确表明使用集体传记法的，却并不多见。直到近几年，教育史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才明确提到了这一研究方法的使用。例如，康绍芳的博士论文《社会转型时期美国教育学术界的精英群体（1890年代—1920年代）》^[44]和顾恒的硕士论文《留苏群体学术职业生涯与新中国髙等教育变迀》^[45]等等。这些研究的作者对历史数据展现了较大的敏感性，他们使用统计工具进行数据分析，解释了历史事实，揭示了数据背后的社会现象以及研究对象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教育史的研究中使用集体传记法，可以使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教育行为，解释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变迁，甄别社会现实，精确描述与分析教育结构和教育运动的程度与性质。随着学生史、教师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入，若国内教育史学者能对集体传记法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更多应用的尝试，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将会异彩纷呈。虽然集体传记法在现实应用中还存在着困难与局限，但是通过不断地尝试与改进，加之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普及，集体传记法的应用将会更加方便。

传统教育史过于关注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教育领域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及社会角色与社会作用，对教育历史发展长河当中数量最多的普通教师、学生及教育管理者在创造历史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相对忽视。人类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作为个体的普通人，往往湮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与精英人物对历史发展的贡献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如果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观察，会发现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对后人从整体上认识历史与解释历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怎样去观测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数量众多的普通教师与学生，了解他们的特点，揭示他们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集体传记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与使用的研究方法。

（孙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