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传记法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前沿应用

当使用集体传记法研究历史上某一群体的生活特征时，结论的得出因为有数据的支持，更能客观地还原研究对象的生活状态，可以帮助学者们多角度地剖析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更具有说服力。因此在20世纪历史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中，都可以看到集体传记法的运用。

首先是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的研究。集体传记法在此研究领域诞生，对古典政治史研究尤其是古罗马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近现代政治史也越来越多使用集体传记法，如20世纪中期出版的《世界革命精英：意识形态强制运动研究》（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Studies in Coercive Ideological Movements）一书，就对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的革命领导人群体进行了深入探讨。^[23]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工具，集体传记法适合用来探讨“关于政治行为的动机问题，具体包括解开隐藏在政治语言之下的利益关系，分析政治群体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关联，揭露政治机器的运转方式，识别那些推动政治杠杆的人”^[24]。集体传记法在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对象涵盖外交官、议员、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城市的执政官和普通市民，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获得对该群体更深层次的认识。研究涉及的问题包括：权力是如何变迁的？社会精英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这些问题是政治史研究中亘古不变的主题。

其次是社会史（social history）的研究。学者们运用集体传记法对特定群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社交网络的构建、社会认知和社会流动性等方面进行探析。早期社会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社会精英们的关注，如缇博·弗兰克（Tibor Frank）在《匈牙利两次移民途径分析：1919—1945》（Approaches to Interwar Hungarian Migrations，1919—1945）中，从一战期间两次移民着手，使用集体传记法对“匈牙利天才”（Hungarian genius）进行了分析，探索了精英人士对匈牙利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产生的影响。^[25]20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究者的关注视野开始下移到社会低层的群体之中。

第三是科学史研究领域，默顿的工作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默顿与P.A.索罗金（P.A.Soroikn）对阿拉伯世界从公元600到1300年间的科学发展进行了统计分析，他们以S.萨顿（S.Sarton）在其科学史巨著中讨论的史实作为智力成就的指标，用图示来表现萨顿提到过的人名和科学发现在每年中的数目。后来，默顿又用同样的方法对于一本科学技术史手册中的13000项发现和发明进行了统计。他于1938年正式出版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26]在此书中，默顿主要利用《国民传记辞典》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分析，他认为清教和虔信教派的意识形态构成了17世纪中叶英国的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基础。为支持该观点，默顿利用集体传记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考查了伦敦皇家学会首批会员的宗教信仰和发表的工作成果，发现在1663年皇家学会首批会员名单中宗教倾向可考的68人里，有42位是清教徒，占总数的62%。鉴于当时清教徒在全英国的总人口中只占极少数，这一事实便相当引人注目了。(www.xing528.com)

第四是知识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一般来说，诸如知识、哲学、科学等抽象概念，并没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来源，但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明确了哪些知识得以传承，哪些知识逐渐消亡。集体传记法为人们研究主流文化的出现和广泛传播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例如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是怎样出现和传播开来的，又是如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具体的例子如撒克里对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的案例研究。^[27]为了回答这个学会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创立这个学会，其成员是什么人，他们对学会的期望是什么等问题，他分析了该学会58名成员，发现在学会的创立者中，有大量的医生和一位论教派的信徒，后来又有许多工厂主成为学会的会员，他们都属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其中极少有人对关于自然的知识或科学有兴趣。撒克里的结论是：这个学会的功能并不是要追求科学或促进科学的发展，而是要赋予新兴阶级的利益以社会的合法性。

第五是在宗教史（religious history）研究领域，有学者将座堂圣职团（cathedral chapter）成员、修道院成员等在内的教会精英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集体传记法剖析各种教会团体的构成，探究教会团体与教皇任选之间的关系，如法国学者利奥波德·热尼科（Léopold Genicot）对从11世纪到15世纪的列日（liège）主教区内诸如教皇、领班神父（archdeacon）等高阶圣职者进行了集体传记研究。研究立足于他们的原生家庭、职前岗位、职业获取途径、合作人群以及在位时采取的政策等因素，探索神职人员的选举模式、在教区内理论和实际上的权力差别等问题。^[28]

第六是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该著作采用集体传记法考察了美国开国元勋们制定宪法的动机和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研究了经济资本对于制宪会议的影响，揭示了经济和政治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了解了美国经济权力的分配状况后，比尔德详细列举了制宪会议每位代表的财产和经济利益情况。他对财政部的档案研究发现“在出席制宪会议的五十五名代表中，四十人拥有公债权，十四人是土地投机商，二十四人是高利贷者，十五人是奴隶主，十一人从事商业、制造业和航运业，没有一个代表小农和手艺人的利益”^[29]，而这些人占据美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比尔德得出结论：大多数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不是投资于“不动产”，而是投资于“动产”；发起和推动美国制宪运动的四个动产利益的集团是货币、公债券、制造业、贸易和航运业。对集体传记法的运用，比尔德用数据分析对美国1787成文宪法的决定力量是什么、宪法制定过程中面对哪些矛盾和斗争、最后又是怎样达成妥协的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以这种视角窥探制宪运动的发展过程，视角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