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必要性

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更开放的研究视野，增强教育史研究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完善教育史学科建设。人的阅读活动与身体和生活有关，存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中，因此，阅读史研究还有助于推动教育身体史、教育生活史、教育活动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和相互交叉。此外，随着国内外史学者和教育史学者对阅读史研究的关注，有助于顺应学术研究全新领域的拓展，推动我国教育史学研究与国际相关研究的接轨和对话。此外，阅读史研究为当前的“全民阅读”、教育参与者阅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依据。

第一，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完善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追求。长期以来，教育史学在“见人不见物”的影响下，研究对象以“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为主，忽视了“教育史学研究中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对象，那就是教育活动史”^[28]。当前，教育活动史通过研究对象的不断细化，又形成了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口述史、教育记忆史、教育情感史等。可见，“学科既不断衍生又不断综合，既不断深层化又不断交叉杂交，既不断强化充实老学科又不断拓展新学科”^[29]。将历史上教育参与者的“阅读”这一研究对象引入教育史研究，实现了教育史研究对象的拓展。同时，将教育活动中需要重视的“阅读活动”囊括进来，与教育活动中的“生活”“身体”“情感”等相关领域互相交叉，有助于已有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也可以促进与已有的教育生活史、教育身体史、教育情感史研究领域的交叉和融合，从而推动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最终使教育活动史研究形成一个交叉、互相关联的研究领域。

第二，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坚守马克思关注人实践活动的诉求。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0]。人的存在和人生命活动的首要前提是实践活动，它决定着人的社会本质和各种社会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基础和内容。人的实践活动受制于自然、社会等外在条件，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使得人可以通过实践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不断地将自己的意志、目的物化在自然物上，从而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阅读是一种活动，是读者对文本赋予和建构意义的过程。可以说，读者通过“阅读”体现了自身的实践活动，对文本的加工过程既体现了其所处环境对其阅读活动的影响，也体现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对文本的诠释和改造。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会对教育参与者的阅读活动进行研究，涉及教育参与者为什么读、如何读以及读什么等问题，涉及其阅读习惯、阅读态度、阅读行为等。(www.xing528.com)

第三，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顺应了史学和国外教育史学的追求。教育史研究作为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需要不断向历史学汲取养分。当前，历史学研究已经明确提出阅读史研究，而且积极尝试推进阅读史研究。不仅如此，出版史研究也积极探索阅读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形成了相关研究成果。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有助于教育史研究顺应史学研究的最新趋势，以最新的理论研究和相关案例形成对教育史研究的借鉴。此外，教育史研究还需要密切关注国外教育史学的研究进展情况。从ISCHE第39届年会涉及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涉及了阅读史的研究，如《公民的区别：〈1918年圣保罗教育年鉴〉教学大纲中的阅读与写作》《数学教学：〈维拉克鲁兹学校笔记〉（1965—1975）》的研究等，以教育活动中相关文本为例，分析了不同地区阅读内容的差异等。^[31]因此，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又有助于加强与国外教育史研究的交流和对话。

最后，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是服务教育实践的努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教育史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为当前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服务的。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同样有助于服务当前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毫无疑问，阅读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提升个体生命的质量。在教育活动中，阅读更是占据重要地位，对教育参与者认知、语言等能力的发展以及修养的提高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阅读史之于教育史研究会涉及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参与者读什么书、为什么读、如何读书以及阅读行为等问题，且研究者通过回忆录、各种统计资料等史料整理、量化统计等，会形成特定的教育参与者阅读的书籍的种类、类型及其阅读的行为、如何更好地阅读等总结和分析，这可以为当前教育参与者如何阅读、阅读什么等形成借鉴，也可以为教育活动中的阅读乃至“全民阅读”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