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揭示中国历史全貌

“众所周知，历史人类学以区域研究和微观研究见长”，但是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区域社会研究曾受到过很多质疑，这些质疑主要围绕区域研究是方法论还是范畴论，“区域是否能够代表全国，微观是否能够说明宏观等问题”^[68]展开。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历史人类学的倡导者对区域研究做了如下解读：

首先，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区域史研究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地方史研究。

地方史研究在中国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地方史学术传统。这种本土地方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关注地方特色或地方特殊性；第二，“深受中国方志学的影响，大多将地方史视为国家（或王朝）历史在地方的展开，因而使地方史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甚至使地方史成为国家（王朝）历史的复制版。这与区域史研究批判建构民族——国家史的研究理念大异其趣”；第三，“本土的地方史研究秉持国家—地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因而无从准确把握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69]。

与本土地方史旨趣不同，历史人类学提倡的区域史研究更关注的是一国乃至于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而非地方特点。郑振满说：“我们搞的区域社会史最为关注的恰恰不是这种地方特点，而是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问题。对于地方特点的问题，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在大的普遍性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异。”^[70]

历史人类学对区域的理解，不同于本土地方史对区域的理解。科大卫在其做“华南研究”的时曾明确指出：“‘华南’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历史建构的过程，是以区域研究取向来理解中国历史的试验场。华南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随着研究者的问题和视角而变化的，所谓‘区域’，不过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由研究对象自我认同界定出来的空间罢了。”^[71]因此，历史人类学倡导的区域研究取向应该“首先是要追问我们何以认为这样的划定是合理的？这样的划定关系着怎样的历史建构过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达致对地方性传统与王朝观念、制度互动过程的深入了解。正因如此，理解区域历史即意味着理解整个中国的‘大历史’”^[72]。

其次，历史人类学倡导的区域史研究是一种方法论取向而非范畴论取向。(www.xing528.com)

戴一峰在《区域史研究的困惑：方法论与范畴论》一文中，通过对区域史研究在欧美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过程的分析，认为“大陆学术界实际存在两种不同的区域史观：一种是方法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或研究取向；另一种是范畴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兴学科或学科分支。秉持不同区域史观的研究者在解读区域史研究理论与相关概念时，其背后的思想和理论依据是不同的”^[73]。从区域史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历史人类学倡导的区域史研究主要源于欧美区域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应该属于方法论取向而非范畴论取向。

作为方法论取向的区域史研究，“研究者要问的，其实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标准划分区域是否合理，而是区域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到底在历史观和历史方法上，将会带来一场怎样的革命”^[74]。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区域史研究关注的区域与通常理解的区域概念不同，历史人类学中所谓的区域是指“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观念，也就是说区域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建构，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关涉到地方性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并且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因此，“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区域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将原本被视为固定的区域也拿来作为结构的对象”^[75]。关注其是如何被一层层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将其作为组织研究题目的材料。“具有批判意识的史学家，从来都明白，其所研究的历史材料的内容固然是史料，但历史材料本身也是历史，无声的历史文献本身的声音就很繁杂。史学家手拿着历史文献，首先要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份文献得以存在？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形式说了什么话？为什么他的话在当时得以表达，并流传后世？存在于今天的历史文献，实际上是文献创造者持有资源和某种发言权的表达。将历史文献置于特定的脉络进行分析，是合格的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方法学依据。”^[76]也只有这样“才能令历史学者更有能力对史料的形成过程以及自身的主观意识进行剖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协调客观历史与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将它们共同置于一个更加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框架之中。”^[77]

第三，历史人类学主张从区域出发理解整体历史。

“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注点，而‘区域社会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又是其中最主要的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以为，传统的大通史将中国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实际上‘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时间表’。”^[78]从已有的历史人类学者的区域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历史人类学倡导的区域史研究从来不是就区域而研究区域，研究者在处理区域时，往往需要处理超越区域的问题，主要包括与其他区域特别是临近地区、重要地区（如首都地区）甚至外国的关系、异同及交流；二是处理区域与国家的关系。^[79]尤其是后者是历史人类学区域研究的主要议题。因此，历史人类学倡导区域研究，在实际操作中，貌似在“就区域论区域”，但这却不是区域史研究的终点，其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揭示中国历史“大一统”掩盖下的多样性与多变性。通过区域研究，“考察诸种要素在不同区域内地方社会的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分析何种要素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据以概括出地方社会及其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模式，将有助于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全面地认识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80]。

然而，是否所有的区域研究都必须落脚在国家或王朝？对此问题，历史人类学者张小也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本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突破原来大通史的局限，不仅在国家的层面思考中国历史，而且要在地方社会发现更多元的发展脉络。因此，如果说他们以往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模式，那么后来的学者则一定不能受这些模式的限制，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更多元的因素，并且努力解释这些因素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过程”^[81]。因此，区域研究是否有必要联系到国家制度，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