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促使历史学研究者在重视文献研究的同时，更重视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利用。历史研究的基础是文献资料，离开文献资料支撑的历史研究就如同空中楼阁，毫无基础，谈不上客观和科学。“历史人类学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的最为外在的特征，就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式的借用。众所周知，田野调查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就如同史料之于历史学一样”^[54]。任何形式的人类学领域，如果离开了田野调查，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历史人类学借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式，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历史既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又是在特定的空间展开的，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对于历史时间的了解，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只能是间接地从文献中认识，但对于了解历史的空间，我们有可能直接去认识，那就只有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个空间中才能做到，尽管我们依旧会受到很多局限，大多数地方现在早已不是历史上的样子，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置身于特定的‘场景’之中，细致地、反复地琢磨与体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对历史的感悟。人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创造历史的，如果没有对于空间历史的认识，我们解读的历史就只能是一条单纯的时间线索，而且即使是这条单线我们也把握不好”^[55]。为此，历史人类学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有迹可循的研究，探求制度变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制度变化并不是研究制度史的学者一般所说的制度变化，而是要重点考察“地方上的人如何有选择地、具有创意地把这些变化整合到本地社区”，如何通过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命令加以剪裁，使之适合本地社会的日常运作”^[56]。历史人类学追求的并非是撰写一村一地的历史，每一个历史人类学的个案研究都应该是历史整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历史人类学提倡的“走入历史现场”直接体验空间的历史，主要提示我们“要亲自到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些地方去做田野调查。那些文献上死的历史在田野中就变得活生生的，而且在田野中还会发现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容，并且看到它们原本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周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历史就变成立体的。然后，我们反过来再到文献中去寻找在田野中所发现的一切”^[57]。

第二，历史研究需要在文献上下功夫，离开文献无法研究历史。然而，传统的史学研究擅长在图书馆、档案馆去寻找所谓一手资料，却忽视了资料的来源，忽视了文献资料“为何写，如何使用，谁写，谁读，谁保存，保存了什么，扔掉了什么”等重要问题，更何况“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流入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只属极少数，……在文献最终落入到历史学家的手中之前，曾经历过怎样的过程”^[58]等重要信息。而这些重要的信息，仅仅依靠图书馆或档案馆的文献是无法了解的，但它恰是历史人类学所关注的。就历史文献本身而言，“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客观的、主观的，因为都是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并不是所有史料都是可信的，我们要把史料作为文本，除了知道它表面的陈述外，还要发掘其‘言外之意’”^[59]。为此，“历史学家吸纳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去做田野调查，目的是获得一种‘文化体验’并透过这种体验去捕捉解读文献时所产生的‘灵感’，去培养对历史过程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60]中山大学陈春声也认为，田野调查可以让学者们“努力从乡民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去理解所见所闻的种种事件和现象，常常会有一种只可意会的文化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往往能带来新的学术思想的灵感”^[61]。与此同时，有些文献的内容，如果不经过田野调查，研究者很难读懂。正如厦门大学郑振满所言：“如果不了解那个地方就无法真正读懂文献，也就是说，我们做田野是为了能更好地读懂文献。”^[62]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走向历史现场”，去获取“历史现场感”，这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正确解读历史文献，还可以通过田野调查，获得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从而使“我们能看到一个从上层到下层的多层次的、立体的历史”^[63]。(www.xing528.com)

第三，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底层视角”决定了传统史料已不能满足史学研究的需要，为此，以平民和普通民众为研究重点的历史人类学主张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新的史料。伴随着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展开，大量的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账本、书信等民间文献不断被发现，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新史料来源。“历史人类学在对民间文献以及传说等口述资料收集、整理和利用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了独具特色的文献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可以较为系统地利用乡村社会中的各种资料，这种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64]

历史学研究者面对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时，除了需要掌握一定的文献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外，还应该关注民间文献形成的历史层累问题。“特别是神话与科仪，其时间的序列很难直接看到，应该如何利用它们进行历史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赵世瑜指出，在这类材料中，对于那些不同时代添加进来的因素要保持高度敏感，否则它们作为史料的意义就不大了。”^[65]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中，如何看待族谱这类民间文献的问题，科大卫做了这样的陈述：“一般来说，历史学者习惯看文献记录，人类学者习惯去实地考察。历史人类学讲究对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的结合，对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就族谱来说，一般研究者往往把族谱当成一本本的‘书’，仅仅从中抽取其谱系记录，来收集历史研究的文献材料，却没有把这种文献放入历史发生的具体时空中进行解读。但正如传说的研究需要从它建构的历史开始，比谱系本身更重要的，是编纂谱系的人的历史。编纂族谱的历史，往往就是地方宗族的历史。历史人类学的眼光，是将族谱看作活的记录，随每一代人的需要而改变，而不是收集在图书馆里的死文字。其实也不只是族谱，历史学者所使用的文献，都需要放回历史现场去了解。”^[66]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族谱的建构过程以及建构过程中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