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最早可以追溯到1782年勒格朗·多西（Legrand Dorsey）撰写的《法国私人生活史》。这部以法国人道德习俗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专著的出版，奠定了欧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186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出版了《法国史》。在序言中，作者表述了其对政治性历史的摒弃和对总体的、深层的史学的追求，并尝试使用人种学的方式间接论述和研究历史，强调在重视描述政治形势和变迁的同时，还应重视描述人民大众的生存条件，并注重用直觉和情感同化的能力了解一个时代人们的看法和感受方法。这一研究取向受到年鉴学派的青睐。[22]
进入20世纪以后，年鉴派的史学家们“拒绝了当时相信事实的、拘泥于事件和国家机构的历史编纂模式，向从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直到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的方法和构想敞开了大门”[23]，并提出了“朝着‘历史人类学’的方向，扩充结构史学”[24]的建议。1924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神灵的国王》（又称《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称得上是将人类学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该书运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宗教礼仪、风俗时尚以及医疗水平等容易被一般历史学所忽视的史料入手，对中世纪法、英两国国民虔诚信服自己的国王有通过抚摸治疗“瘰疬”这一“奇迹”的历史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正规的礼仪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澄清了这一历史“奇迹”发生、发展、定型直至衰亡的历史过程，从政治、经济、文化、心态等层面对这一看来无足轻重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解释。“同时也为我们更全面深刻地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开辟了一条基本的但一直受到忽视的道路。”[25]为此，马克·布洛赫被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雅克·勒高夫看作法国历史人类学的创立者。
继马克·布洛赫之后，年鉴学派另一位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提出了“心态”概念，对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化影响深远。1942年，由他撰写的《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一书出版。在这部书中，费弗尔将拉伯雷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推翻了此前“拉伯雷是个隐蔽的无神论者，是一个为了不危及自己的生存和远离种种权威而只把宗教用做面具的人”[26]的结论。费弗尔认为，拉伯雷生活在那个“人们想相信上帝的时代”，他“没有任何选择置身局外的可能性。因此，拉伯雷当时必定也是信上帝的。任何其他主张，都是违背人们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相似这个命题的”[27]。费弗尔所从事的心态史研究，是以探讨长时段中人们的态度、行为举止和人们称之为“群体无意识”为主要内容。这一研究成果被安德烈·比尔埃尔看作“最卓有成效的研究”[28]。正是心态史研究的出现，使历史学研究从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向关心下层民众的态度与信仰的“民众史”。由此可以说，“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是从心态史发展的兴趣中引发出来的”[29]。
在心态史学的影响下，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一卷中，以前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人口、食品、衣着、住房、交通、技术、货币、城市等为内容，写了一本历史人类学的著作。[30]但布罗代尔“并不满足于只列举日常生活的一系列事物，而是指出主要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怎样塑造和改变着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指出人们的行为怎样集中表现于口味、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为什么某种食品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社会阶级传到另一个社会阶级，会改变人们的习惯等等”[31]。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倾向于“人类学的方法。不再将旧制度下的社会视为与当代社会同质的文化，而是将之视为一种与我们的社会不同的一种异文化”[32]。布罗代尔以后的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家庭史等方面，由此确立了年鉴学派与历史人类学的密切关系。(www.xing528.com)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到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面对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所领导的社会人类学的挑战，以雅克·勒高夫、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年鉴学派史学家，高扬历史人类学的大旗，并倡导打破学科界限，将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引入历史研究中，在进一步研究日常生活的同时，年鉴学派史学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33]。1971年，声称“要对西方世界前工业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的构成作出贡献”[34]的雅克·勒高夫出版了《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被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看作是历史人类学“最典型的著作”[35]。该书具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区别感。‘另一个中世纪’首先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虽然区别并不意味着中世纪是一种‘断裂’或‘插曲’。……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36]保罗·利科实际上是在强调雅克·勒高夫将“另一个中世纪”放在历史的“长时段”中，以他者的视角进行观察和研究，这里的“‘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不是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的中世纪”[37]。正因如此，勒高夫进行了大胆的“文献革命”。他不仅将文学作品，如《忏悔录》，作为史学问题研究的文献材料，甚至将时钟的出现及广泛使用也作为“从时间角度上认识人们精神的急剧变化”的主要依据。为了回答诸如中世纪“大学教授进行智力劳动的观念，是怎样同商人和艺人的行动结合起来，从而导致中世纪价值体系的转变”等问题，勒高夫认为，“只要人们关于实行‘强制性分娩’，任何东西均可成为文献。”[38]不仅如此，“当历史学家把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对立作为中心问题时，才尤其表现出人类学家的特点”。他会“从民俗文化和世俗文化（例如《武功歌》）中发掘被长期埋没、压抑并视为非法的内容”[39]。从这个意义上说，勒高夫不仅使自己的研究具有了社会学的特点，同时使其研究朝着文化人类学的方向发展了。在勒高夫的影响下，法国先后出现了一批极具历史人类学特征的研究成果，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受年鉴学派的影响，历史学出现了“人类学转向”，逐渐走向了人类学式的历史学。英国学者辛西亚·海伊认为，“‘人类学转向’是新叙事史的形式之一。即使是在比较小的程度上，这种方法也定会吸取人类学的理论作为说明历史问题的资源。……这种人类学取向更主要的影响是，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人类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辩的用语，指的是历史学家如何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与信仰；亦即是‘民众史’的一种形式，受到法国‘心态史’的强烈影响”[40]。
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强调平民历史和平民文化，其背后涉及上层历史与下层历史，事件史与连续史，当地人的历史观与外部人的历史观三对有关历史的争论。这三个方面争论的出现表明历史学的研究重点开始从传统的政治史逐渐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如饮食起居、服饰、习俗、技艺和文化等方面。与此同时，还“突出主流史学略而不述者，也就是在历史人类学的文本中认可、展示、强化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范围之外的‘其他声音’（边缘性的、地方性的、弱势的、不易听见但并非沉默的）”[41]。历史学家逐渐摆脱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桎梏，使史学研究“回到平民，回到日常，回到连续”[42]，进而实现了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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