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人类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属性的理解,学术界尚存争议,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人类学”是西方人类学最新的发展趋势和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人类学”是某种形式的历史学,是西方“新史学”中的一部分;第三种观点认为,“历史人类学”既不是人类学,也不是历史学,而是结合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一种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第四种观点认为,“历史人类学”既不是一种独立的学科或亚学科,也不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而是一种研究的取向或途径,既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也可归入人类学的版图,它代表着历史学和人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的合流或复交;第五种观点认为,“历史人类学”的出现,既显示了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也显示了人类学的“历史化”。[4]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无论是人类学者还是历史学者在对“历史人类学”内涵及其学科属性发表意见时,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学科背景而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自说自话。尽管如此,在对“历史人类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属性的讨论中,除了明确表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内部自我反思之结果的观点外”,其他学者的观点“都小心谨慎地避免把历史人类学收于某一学科的麾下”。[5]仲伟民在《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一文中强调:“现在有学者提出历史人类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此学者们颇有争议。客观上分析,这种争论似乎为时过早,因为现在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其影响也还相当有限,似乎尚无资格为自己争得一个地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早早地画地为牢,可能它也没有什么前途。”[6]作者站在历史学本位立场上认为历史人类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历史人类学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视角”。这一观点与法国著名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的“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7]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安德烈·比尔吉埃尔看来,“历史人类学也许主要是与史学研究的某一时期相一致,而不是与它的一个领域相适应”⑤。将历史人类学看作是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观点正在成为历史人类学研究者的共识。[9]历史人类学研究者之所以将历史人类学看作是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看,两者都以人及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都探讨研究者自己所未曾经历的、与自己有一定距离的社会,只不过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时间上遥远的过去,人类学家关注的是地域及文化上遥远的异邦”[10]。英国著名学者巴勒克拉夫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11]。尽管历史学与人类学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历史学主要通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去复原特定的历史风貌,所以更重视有文字的文明;人类学则强调通过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直接参与和理解去展示特定的社会原型,因而更重视文化。历史学主要从纵的方面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着力阐明时间顺序中事件的因果关系;人类学则横向挖掘社会及文化现象相对固定的方面。历史学所依据的文字资料往往是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而人类学则力图解读出所获田野资料中隐含的人们无意识的思想和动机”[12]。但这并不说明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上有什么绝对的差异。正如庄孔韶所言:“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曾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至少到20世纪中叶仍如此。但实际上,这两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或研究的主题上并非各自截然独立。”[13]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Evans-Pritchard)也认为,“社会人类学与某些门类的历史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更接近”[14]。他不仅在研究中格外关注变迁和历史,同时还接受史学家梅特兰(Maitland)“人类学必须选择:要么是史学,要么什么也不是”的说法,并明确提出:“史学必须选择: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15]这些观点的提出,说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在对各自学科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看到了传统关系上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由于“缺乏对方的深度”[16],而使人类学成为“未下苦功的历史学”,历史学则成为“不用头脑的人类学”[17]。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分别在对自己学科的反思中开始了“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18]的尝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www.xing528.com)
“历史人类学”作为历史学和人类学互相交流和借鉴的产物,不一定要归属于某一学科或某一学科分支。从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看,它是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为了弥补本学科的缺陷,发展本学科而进行的努力和尝试。尽管两个学科的学者“可能享有相同或近似的学术立场和关注点,但却不妨碍他们各自发展自己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形成各自的问题意识,讲述各自的故事”[19]。学术界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既存在一个“历史学脉络中的‘历史人类学’,也存在一个人类学脉络中的‘历史人类学’”[20]。即历史人类学实际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转向:一是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二是人类学的历史学转向。[21]鉴于笔者的历史学学科背景,教育史学又属于历史学的分支,笔者主要站在历史学学科的脉络中,论述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及其对教育史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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