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研究揭示儿童教育的重要价值

一些研究者指出，历史上儿童不被认真对待的主要原因在于：儿童自己通常不会书写记录；历史存留下来的儿童作品十分有限；即使采用口述史或回忆录讲述童年，也掺杂了成年后修正、重塑的记忆与诠释。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历来的以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制度等为主要记叙和研究对象的传统史学的研究中，很少有关于儿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出现，与家庭史和社会史相关的妇女、儿童等群体的生活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儿童开始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儿童史（History of Childhood）研究是历史研究发展到现代阶段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儿童史研究是从关注历史上“儿童的命运”开始的。当时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在西方过去五百年的历史中，儿童的命运是一直“延续”下来，还是经历了重大“变迁”^[2]——这就是儿童史研究中著名的“变迁说”和“延续说”。所谓“变迁说”，是指社会、父母与儿童的关系由古代对儿童冷漠、疏远、忽视，向近代更为人性、更为亲近的方向发展；所谓“延续说”，是指在这一过程中，父母的关爱和儿童的生活并没有出现重大的转变，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是为父母所疼爱的。

在儿童史研究中，法国学者阿利埃斯是“变迁说”的代表。^[3]他在研究中提出儿童观的发展是一个由古代向现代转变且不断进步的过程。他说：“在古代社会，儿童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儿童是属于成人社会的。”^[4]14世纪以后，西方社会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即通过艺术作品、肖像画和宗教来表达儿童所拥有的人格。在16—17世纪的上层社会中，儿童穿上一种与成人相区别的服饰。阿利埃斯认为，儿童服饰的专门化表明，社会对儿童的一般态度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儿童观念出现了：儿童是可爱、单纯的，同时也是弱小和需要保护的。到了18世纪，由于家庭对儿童身体健康和卫生的关注，现代儿童观出现了：与儿童有关的一切事情和家庭生活都成为需要关注的事情，不仅需要关注儿童的将来，也应关注他们的现在。

受阿利埃斯的影响，“变迁说”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主流儿童观。一些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医学史家参与进来。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西方社会出现了儿童史研究的高潮。同时，一些新的资料如家书、自传、儿科医学专家的论述、育儿手册等被大量发掘出来。

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儿童史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研究成果发现，历史上欧洲人有儿童的观念，欧洲父母对子女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关心孩子的需要，关怀他们的成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没有出现重大的转变，而是延续性的。新的研究还分析了过去的研究成果，认为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父母对儿童的严厉管教，而很少说明儿童的实际生活。新的研究比较多的使用了成人的日记、儿童日记和自传，并从资料、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尝试。这样，“延续说”开始成为主流的观点，阿利埃斯的观点逐步失去人们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人们在研究中也对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历史的发展并非单一的简单选择，而是复杂和多样的，应当用辩证的观点对“变迁”和“延续”同时进行研究。这样，西方儿童史的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继续强调“延续性”的同时，更注重发掘儿童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www.xing528.com)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儿童史的研究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对儿童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儿童史研究为儿童教育史研究提供了理念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第一，它提出了应当以发展和辩证的观点重新认识历史上“儿童观”的问题。西方儿童史的研究表明，儿童观是一个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且不断建构的概念，它随地域、文化和经济以及社会的地位的不同而变化。对儿童的认识仅仅依靠传统的“变迁说”是有局限的。儿童观的变化不仅是一个“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应对二者进行共同研究。单方面强调“变迁说”，不仅不利于全面认识儿童存在和生活的历史，也容易把对儿童的认识简单化和片面化。目前，我国的一些研究仍然停留在以“变迁说”的观点解释儿童的阶段，如认为中世纪教育是扼杀人性，压制儿童欢乐、嬉戏本性流露的黑暗时代，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的观念才开始改变。鉴于此，有必要吸收西方儿童史新的研究成果，避免在儿童教育史研究中用片面的观点解释儿童的存在和发展。

第二，它提出了从儿童出发研究儿童存在及影响的问题。受传统史学研究的影响，以往的历史研究比较多的关注主流学科或问题，如国家、社会或学校教育的研究，而儿童史研究第一次把对主流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对中心周围、边缘学科以及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的存在及影响问题。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比较多的关注成人对儿童的影响，而儿童史研究第一次强调应当研究儿童对成人的影响。他们认为，儿童对成人的影响是存在的，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儿童本身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和有力量的，儿童成为一种重要性和力量的象征；二是儿童的特性已经被人们认识到，如儿童的大小、外貌和行为；三是尽管在早期成人还没有注意到在同一年龄水平上儿童的不同差异，但是已经初步看到儿童与成人的一般区别；四是在儿童与成人的交往中，成人意识到儿童对父母和养育者的影响；五是认识到儿童对家庭和社会特殊的贡献，即儿童可以通过影响父母间接影响社会。这些观点对于认识儿童研究、开展儿童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它开拓了历史上儿童研究的新的史料。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是依据官方文献和档案材料，而儿童史学者认为，研究不仅需要这些文献和档案，还可利用儿童肖像、儿童艺术和民间传说等资料；利用儿童词汇、儿童玩具的研究资料，甚至儿科医生的论述、给父母的建议、父母的育儿手册、日记、书信和自传等作为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丰富对儿童的认识、弥补学校教育研究的不足、解决儿童教育史研究的资料问题是有益的。

总之，西方历史学者开展的儿童史研究和思考，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史学”方法论的影响。他们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研究儿童教育史，特别是研究历史上儿童与家庭和学校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