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性教育史：全面探索

（一）“激进派”与“保守派”的论争

第一次女权运动对美国女性教育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很多女性教育史学家既是女权主义战士也是专业的教育家，她们受过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深受早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她们通过撰写回忆录、创办期刊和出版著作等方式，立场鲜明地要求女性必须接受高等教育。

凯里·托马斯和艾略特分别是这一时期的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代表，前者期望利用高等教育改变女性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后者则认为高等教育是为实现社会稳定而成为维持传统性别分工形式的工具。在美国女性教育史学中之所以会分化成激进派和保守派两大派别，主要与19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公共舆论和包括政客在内的美国主流社会对女权运动提出的种种要求持双重态度有关。一方面，对女性经济方面的要求（如财产权、收入支配权）持同情和有限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女性提出的政治选举权和离婚权却持反对的态度。之所以出现双重态度，原因在于人们对“独立—依附”和“私有领域—公共领域”这两对矛盾的诠释和理解上，而中产阶级女性的教育与这两对矛盾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教育与女性财产权。高水平的教育使得更多的女性拥有自己的财产，于是女性开始要求独立的财产权，但这些财产并不多，再加上她们并不代表当时的主流力量，无法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因此，女性在经济方面的有限权力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女性处于私有领域的处境，也不会扰乱当时主要以男性把持公共领域而女性则属于私有领域的社会秩序，所以即使给予女性财产权也不能从根本上使女性摆脱依附地位。其次，教育权和女性选举权。从高等教育领域走出的妇女，一般从事高层次的社会职业，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使得女性要求更多的社会权利，如选举权和更多的受教育权。但女性拥有越来越多地自主权会动摇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另外，很多女性介入公共领域也会给具有私有领域性质的家庭带来很多负面影响。^[13]真理越辩越明，学术论争也是如此。虽然激进派史学家和保守派史家对女性在接受更多和更高层次的教育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肯定已经使他们迈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步。

（二）女子学院史学初现端倪(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美国很多受人尊重的职业如教师、医生和律师都需要具有一定的资质才能上岗，对于女性来说，接受专业的中高等教育是获得这些职业资质的必经之路。尽管激进派和保守派史学家们在女性高等教育的功用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她们都认为女性应当接受高等教育，在实践中也积极推进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将其作为女性迈入较高社会层级的路径。这一时期美国女子学院（female college）和男女同校制的女子高等教育、女子高等师范教育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史学界对美国妇女高等教育史学的关注。美国女性高等教育史学著作颇丰，女子学院史学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女子学院史学是这一时期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雏形，其史学特征表现为：首先，研究内容倾向于“机构史”（institutional history）。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史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缺少兴趣，史学著作保持着浓厚的实用和文学气息。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女子学院蓬勃发展，历史学家对女子学院历史的记录和档案的保存有着浓厚的兴趣，机构史成为主要的史学范型。其次，撰史者多为女子学院。学院撰史而不是某个史学家撰史是这一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机构撰史的现象，主要由于这种撰史行为与学校利益一致。一方面，机构史作为一种档案或成绩的总结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向女学生及其父母宣传学院。最后，史料来源多为原始材料和档案文献，反映了这一时期在兰克传统史学范式的影响下，注重原始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即与事件同步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