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女性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介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当时，在西方教育史学内部，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现象为女性主义的介入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是长期以来教育史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二是教育史研究宏大叙事、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
（一）史学本体论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代，各种运动包括工人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汇集成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反现存教育制度的洪流，不仅冲击了西方社会，也使西方史学界发生了变革。就美国历史协会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很大变化：历任主席各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于不同的专业，彼此很难找到共同的主题，在他们中间虽然仍有少数传统史学的卫道者，但更多的是新史学的拥护者。越来越多的黑人、妇女、少数族裔和年轻一代登上了史学舞台，开始对战后教育进行不懈的批判，反主流教育运动在西方教育界愈演愈烈。著名教育史学家吉尔·布莱克莫尔（Jill Blackmore）在《教育史的形成：女性主义的观点》（Making Educational History：A Feminist Perspective）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质疑，进而倡导建立一种“女性主义教育史学”来取代代表教育秩序普遍话语的传统教育史学。[7]
（二）史学认识论的困境(www.xing528.com)
西方教育史学的“辉格史”（Whig history）传统在20世纪前半期依然顽强地存在。1931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中将广义的“辉格史”理解为“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动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8]。然而，巴特菲尔德又对传统的辉格史观（Whig view of history）提出了质疑，他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将“辉格派”的概念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编史学领域，并质疑了辉格派的方法论，认为直接参照今日的标准解释历史，势必造成历史认识的简单化。因此，历史的解释应该是“反辉格”的，号召史学家立足于过去，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出发，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做出符合当时历史的解释和回答的一种倾向。[9]这种“反辉格史观”（anti-Whig view of history）无疑对进步主义的史学提出了挑战，新保守派史学家提出了“和谐—进步”的一致论史观。新保守派史学家为了迎合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定了新史学派或进步学派奉行的“冲突—进步”史观，他们认为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斗争和冲突都是可以视而不见的，美国教育的历史是一部和谐与欢乐的历史。
（三）史学方法论的困境
20世纪60年以后，西方现象学、解释学和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等思潮的广泛传播使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教育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进行重新审视，用批判的研究方法来审视历史成为教育史学家的当务之急。澳大利亚教育史学者克雷格·坎贝尔（Craig Campbell）和杰弗里·谢灵顿（Geoffrey Sherington）在谈到战后西方教育史学状况时指出：“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已经成为这一学科的标志。”[10]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也指出：“加拿大教育史编纂领域，就像一个毫无规范的理论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的学者运用不同的观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描述和解释着他们面对的同一现象。这里不存在统一的论证和一致的理论观点，教育史家们也不承认任何应当共同遵循的研究规范和标准。”[11]史学方法论多元化的趋势使教育史的每一个亚研究领域（Subfield of study）的解释框架日趋丰富。另外，在关于“什么是教育史”的核心问题上越来越缺少一致性的答案。一方面是教育史学科的四分五裂和日益专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教育史学家越来越依赖社会科学模式，在教育史学科中充斥着对技巧和实证主义的强调，导致曾经作为教育思想史中心的教育哲学和道德教育等研究领域逐步被边缘化。同时，方法论的多元化也威胁到教育史作为师资培训课程的前景，导致教育史学科本身的危机和边缘化。随着后现代主义而兴起的文化研究以怀疑主义的姿态对所有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展开了挑战，女性主义者以普遍的男性话语为批判目标，也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些持异见的挑战者的行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