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对女性教育史的影响

女权运动是妇女争取解放、要求社会平等权利的政治斗争，它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紧密相连，目标指向男权中心社会，以实现男女在社会权利上的平等。启蒙运动对于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的宣扬，使得《人权宣言》成为衡量和思考社会问题的圭臬。女权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在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强烈谴责英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提出妇女为什么要受教育、妇女应当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和妇女如何接受教育三个问题。英国另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艾米丽·戴维斯（Emily Davies，1830—1921）在《为女性的特殊教育系统》（Special System of Education for Women）一书中全面表述了自己对女性教育的看法，她指出“目前关于女性教育的争论不是要不要让女性受教育，而是让她们受什么样的教育，她主张不应把女性的教育仅仅局限于使她们更好地做妻子、做母亲，而是应当为她们提供内容广泛的知识教育”^[2]。艾米丽·戴维斯重点关注女性高等教育。1866年，她在《女性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一书中表达了对当时的教育定义的怀疑，认为很多教育家们在对教育进行定义时，其倾向性只适合男性，教育定义被贴上了独特的男性标签，以往将女性教育界定为为了培养好母亲好妻子的想法太过狭隘，必须明确女性教育真正目的是什么？女性通过教育要获得什么？女教师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使之成为她们自己？她们应该做出哪些努力才是理想的？她们努力的结果应该是什么？^[3]戴维斯从修正教育定义入手来解读女性教育，围绕什么才是最好的和最高级的女性类型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对美国女性教育史的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随着西方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对欧洲女性高等教育史学的关注也是一个重点。1890年，海琳·兰格（Helene Lange）发表了《欧洲女性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of Women in Europe，1890）。兰格从社会进化史观出发，论述了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这个时代不仅需要专业性也需要通用性。^[4]兰格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人类未开化的野蛮时期，劳动力分化时期和机器大工业时期。在人类未开化的野蛮时代，男女两性是对立的，男性是保护者和法律制定者的角色，女性仅是养育家庭以及参与工业劳动的角色。进入劳动力的分化时期，两性劳动力开始分化，女性远离了人文学科和商贸行业，而专门从事“家务劳动”（household）。男性承担作为军人的特殊的社会角色。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业生产将劳动者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工业的发展使得两性领域之间的区别消失，女性不再需要从事传统的家务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接受学校教育成为女性新的工作，因为教育可以提升女性的“自我活动”（self-activity）的能力。1890年，《教育史》杂志的主编W.T.哈里斯（W.T.Harris）在评论兰格的著作时指出：“在教育史系列丛书中，我们之所以选择兰格的论文，首先是因为它着眼于一些英语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超前跨出了第一步，并且正在努力建立各种不同特点的女性高等教育。其次女性高等教育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选择这些保守派撰写的论文，我们可以以此为镜，审视所有国家的整体的运动发展轨迹，从最开始直到最后的发展，像一幅图画一样。”^[5](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欧洲女性教育史学倾向于对中产阶级妇女的研究，尤其重视对中产阶级女性高等教育史的研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艾米丽·戴维斯作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家的代表，虽然主张女性应该接受各种教育，但不希望夸大女性教育对女权运动的影响。^[6]在上述欧洲女权运动背景下产生的早期欧洲女性教育史为南北战争后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