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城市教育史研究还受到了政治学的影响。下文将以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为例，分析政治学对城市教育史研究的影响。受政治学的影响，美国的政治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1）由“自下而上”转向“上下结合”的研究方式；（2）由横断面式的静态分析转向重视发展和变化的动态研究；（3）在史料选择上由“量”到“质”的转变；（4）重新重视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作用；（5）由分散向综合的趋势；（6）由学术价值中立转向参与社会政治问题。[90]政治史改变了过去轻视上层、重视下层的研究方式，对上下层同样重视，在上下层的互动中把握政治的发展。政治史研究改变了过去的横断面式的研究，不再单一关注某时某地的某些事件，而是对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做出动态研究。二战后计量史学一度在政治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历史学家已经对计量方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方法的选择主要根据研究的内容而定。长期以来，美国政治史研究的中心都是国家和政府机构，当下的政治史以政治制度-机构为中心线索探索与此相关的社会政治现象，而不是就事论事地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史研究显示出了综合的发展趋势，既关注整体研究，也关注政治史学内各局部之间的联系。政治史出现了由分析向叙述方式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史的复兴”反映了历史学家对政治史热情的不断增长。
作为政治史研究领域的新生事物，政策史对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的影响很大。政策史研究乃是借助政策科学的政策分析方法，采用政治史的研究路径，对公共政策做历史分析。政策史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影响政策制定者，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因而具有“公共史学”的色彩。20世纪70年代末期，汤姆·麦格劳和莫顿·凯勒等学者不满愈益远离政府和常规政治的史学风气，发起政策史研究，倡导以历史的方法考察制度和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以及决策过程的演变，关注总统以外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的作用。[91]1987年美国《政策史杂志》创刊，1999年有关政策史的会议开始定期召开，政策史研究日趋常规化。政策史的出现具有多重的积极意义。首先，政策的制定是多个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涉及社会成员生活和利益的方方面面，因此政策史研究有助于消解“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看历史的两种取向的分歧。其次，政策史研究关注政府的决策，重视美国政府的结构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改变政治史研究忽视国家政策的现象。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教育史研究采纳了政策史的研究路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一些政治学家参与了城市教育史研究，如彼得森研究了芝加哥、亚特兰大、洛杉矶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影响学校的政策与实践的；[92]凯茨内尔森和韦尔描述了城市中一种日益增长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隔离的局面，这使得为城市学生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93]教育史家米雷尔通过揭示底特律市不同利益集团在城市学校政策上的斗争，揭示了底特律城市学校衰落的原因；[94]尼尔森深受政治学的影响，著作《难以捉摸的理想：波士顿公立学校中公平的教育机会和联邦政府的角色，1950—1985》是美国第一本政策史、城市史和思想史融汇的教育史著作。该著作研究了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处境不利学生教育政策方面的互动。尼尔森系统地研究了马萨诸塞州关于处境不利学生教育立法的历史变迁，并对其与波士顿政府、联邦政府的互动做出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在实现公立学校“平等教育机会”理想过程中的复杂的关系。[95](www.xing528.com)
城市教育史研究是二战后世界教育史研究中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它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西方教育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该看到，城市教育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简单嫁接的产物，而是从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相互交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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