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在教育史学前沿研究中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是分析和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理论体系，在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之下不断发展。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线，马克思主义可以划分为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19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也被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或“原生态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各国革命和建设或各种理论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可称之为“衍生型”马克思主义。^[86]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又可以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划分为两大时期。战前是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初期，战后则是马克思主义多样化的时期。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主要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党人的“欧洲共产主义”和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等。

受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马克思主义者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剥削的理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城市教育研究中。起初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市学校教育是富人强加给穷人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创造温顺的、守时的、尊重私有财产的工人阶级的工具。(www.xing528.com)

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派成为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英国最为盛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有大量学者使用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例如，英国的教育史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在考察英国过去两个世纪的教育系统发展时，强调了社会阶级冲突在决定教育系统性质时的重要性。他还认为大的工业化城镇的发展也是影响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87]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教育史研究也受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阶级”和“阶级压迫”“意识形态”等成为激进派教育史作品中常用的术语，他们还对官僚政治进行尖锐的批判，并指责资本主义美国的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教育不平等。美国激进修正派教育史家的城市教育史研究大多受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学校教育是富人强加给穷人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创造温顺、守时、尊重私有财产的工人阶级的工具，如凯茨就认为城市学校起源于阶级控制，城市公立学校是上层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强加。鲍尔斯和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和经济生活的冲突》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他们认为学校教育系统在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和经济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林·格里尔（Colin Greer）批判了贝林和克雷明的观点，认为人们高估了学校作为社会变革的杠杆的作用，而经济发展才是学校成功的先决条件，城市学校作为社会流动性的机器是失败的。^[88]教育史家米雷尔认为在底特律城市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城市学校，“学校只不过是各种怨恨的利益集团争夺权力的另一个竞技场”^[89]。加拿大的戴维和格尔夫认为，汉密尔顿19世纪学校教育的扩张不仅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后来，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发展了新的理论，他们不再将学校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将学校视为无数阶级斗争发生的场所中的一个，将学校视为无数资产阶级社会再生产发生场所中的一个。澳大利亚的帕芙拉·库克（Pavla Cook）、戴维和马尔科姆·维克（Malcolm Vick）运用阶级冲突的方法分析了19世纪大众教育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