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影响了西方城市教育史研究。美国的教育史家借用了社会学的概念、理论以及个案研究方法。卡茨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了社会控制，他认为城市学校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根本的特征是精英本位的、反民主的、科层制的。社会控制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指的是各种组织、制约和引导集体行为的机制，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Edward A.Ross）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中提出。^[72]以凯茨为代表的城市教育史研究的社会控制模式是20世纪70年代解释美国城市学校改革运动最流行的模式。社会控制理论后来传到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城市教育史研究。英国的城市教育史研究运用了大量社会控制的方法，如研究意识形态对大众教育的影响，研究城市生活经验对“青春期”概念发展的影响等。20世纪70年代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城市教育史研究中，社会控制理论也被广泛运用。城市教育史研究广泛采用了社会学中常用的个案研究方法。

此外，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城市教育史研究产生了影响。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芝加哥学派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论长期影响着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城市教育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新城市社会学逐渐兴起，和人类生态学理论一起对美国的城市教育史研究产生了影响。该理论认为人类生态学理论不能充分地解释城市的发展和变化。人类生态学忽略了政治因素以及在新兴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中追求权力和声望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所发挥的作用。^[73]虽然新城市社会学很难否定所有由人类生态学引发的思考，但它为分析城市发展进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人类生态学是20世纪20年代由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R.D.麦肯齐（R.D.Mckenzie）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创立的。人类生态学，顾名思义是用生态学构建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生态学是从自然科学中借用的术语，它是指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地表，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平衡状态。芝加哥学派认为，主要城市居民区的位置以及其中不同街区类型的分布，可以根据类似的原理理解。城市并不是随意发展起来的，而是对环境中最有利特征的反应。^[74]人类生态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重视社会生活的空间、环境的背景。城市发展的生态解释模式采用了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逻辑，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是一种生物链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城市中人的行为举止是由城市的物质环境决定的。帕克及其同事将城市空间看成一个容器，一个包容着各种行为的环境。

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的看法不同于帕克及其同事，他认为，作为一个环境的城市影响着个体行为的方式。沃尔斯提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概念，认为城市生活产生了非个人化和社会距离。沃尔斯强调了城市发展的阴暗面，倾向于将城市的发展与社会、个人生活中不断恶化的问题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大规模、高密度的人口导致了城市内部的团结减弱、人与人之间相互冷漠、犯罪率高等城市生活的特征。^[75]从这种视角出发，对城市的界定往往是负面的，往往代表着问题。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城市教育史研究长期受到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影响。城市教育史家使用了生态学的方法研究城市学校，重视城市学校的结构而不是研究行为，从对大量的结构变量（如人口密度、规模和多样性）的分析导出结论。城市教育史家主要研究内城的学校教育演进状况，在他们眼中，城市代表着问题。美国的凯斯特和维努韦斯基斯强调研究城市学校发展时要与进化的社会结构、经济系统、社区的变化联系起来，与国家联系起来。^[76]A.J.菲尔德（A.J.Field）讨论了19世纪马萨诸塞州城市化对教育实践的影响。^[77]鲁里考察了学校参与和课程发展的城市间差异，运用城市功能和区域差异化等基本生态概念解释20世纪美国城市学校一些特征的发展。^[78]英国的马斯登较早地运用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分析了国家、地区、大都市和地方城市在教育供给上空间的不平等。他还呼吁，“城市教育史必须吸收历史学、社会生态学的规则，同时还需要借鉴地理学的理论”^[79]。加拿大城市教育史中的“家庭策略研究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学方法。“家庭策略方法”试图阐释不同社区间的不同态度和关系，刺激了人们重新审视家庭、学校和工作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城市社会学兴起，与人类生态学一起影响着美国的城市教育史研究。该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等。新城市社会学对人类生态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人类生态学无法对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做出充分的解释，如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认为空间关系的问题必须根据权力和正义，而不是机械的发展规律。他认为，城市在历史上是按照资本主义逻辑发展的，其增长的过程是由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逻辑决定的，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因此城市的空间组织呈现出一种含蓄的政治特征，代表着不同资本家群体的利益。卡斯特尔认为人类生态学理论只适用于有限的环境范围，提出了一种基于资本和劳动力循环的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资本和劳动力循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基本范畴。总之，人类生态学将城市当作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空间形式被作为既定的东西加以接受，完全忽视了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及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人类生态学家重视城市中的人口规模和技术，而新城市社会学则认为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在决定城市系统的特殊形式和它的组成部分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将城市空间过程放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考察，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对整体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80]。

新城市社会学分为很多流派。美国新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戈特迪纳和雷·哈奇森。该流派批判了人类生态学，认为人类生态学的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都市地区的出现，戈特迪纳认为，人类生态学“将生活看作一个适应过程，而不是常常带来冲突的对稀有资源的竞争”，忽视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通过制度性的资源分配，管理和控制社会并影响日常生活”^[81]。新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城市是一种人造环境，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环境，涉及许多不同的利益争夺。戈特迪纳提出了社会空间的观点，认为城市的增长是“协商和利益争夺的结果，而不是没有冲突的某架上足了油的机器的产物”^[82]。

受新城市社会学的影响，政治因素为许多美国城市教育史家所关注。他们认为，美国的城市教育是一个竞争地带，无论是精英利益集团，还是不断挑战他们的工人阶级组织，都没有占据上风。^[83]在城市学校改革中，先进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移民和激进的少数族裔都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84]其他研究人员通过对城市教育政治和政策发挥重要影响的各种其他利益集团（如妇女组织、左翼政治团体、民权组织等）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从新城市社会学的角度看，城市学校不仅仅是国家资助的精英统治机制，同时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争夺权力和影响的制度舞台。^[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