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英国、法国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影响，加拿大的历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以美国教育史家凯茨为代表的激进修正派对加拿大的城市教育史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凯茨移民加拿大前后完成的一系列城市教育史的作品，对加拿大城市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当时加拿大教育史学最受争议的领域是19世纪城市化和学校结构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对安大略学校系统的历史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凯茨来到多伦多大学的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工作以后，开展了“加拿大社会史项目”（Canadian Social History Project）。该项目的主要理论基础来自社会学，尤其是社会控制理论。在研究中使用社会控制理论的加拿大教育史家也被称为激进修正派。他们对19世纪安大略的教育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出现做出了如下解释：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变迁是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的直接结果，是面对社会瓦解采取的机构措施，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之外新的家庭形式出现的结果。[64]凯茨的两个学生苏珊·休斯顿（Susan Houston）和艾利森·普伦蒂斯（Alison Prentice）[65]也是激进修正主义者，他们均从“城市”的视角开展了大量研究。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教育史中的激进修正派关于城市教育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如凯茨移民到加拿大后，和他的学生一起对19世纪加拿大的中等城市汉密尔顿（Hamilton）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凯茨认为，汉密尔顿在1850年以后的30年里，从一个小型的富裕的商业中心转变为一个工业城市。它成为探索城市化、工业化、家庭结构和学校关系的实验室。[66]在凯茨的影响下，“城市”范式成为当时加拿大教育史学研究的主要范式。普伦蒂斯研究了多伦多和哈利法克斯（Halifax）两个城市，认为城市地区的年级制学校系统和专业等级制导致了教学女性化的迅速发展。他的另外两名研究生伊恩·E.戴维（Ian E.Davey）和哈维·格拉夫（Harvey Graff）认为汉密尔顿19世纪中期学校教育的扩张维持甚至是加剧了现存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67]弗兰克·丹顿（Frank Denton）和彼得·乔治（Peter George）分析了汉密尔顿的入学率并得出具有冲突史观色彩的结论。[68](www.xing528.com)
澳大利亚的城市教育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晚于英、美、加三国。在20世纪中期之前，澳大利亚教育史学是“国家—民族”本位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修正主义教育史学开始影响澳大利亚教育史学界。当时澳大利亚的大学课程中就出现了凯茨、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和格里尔的作品。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教育史学研究的主题也是学校科层制的演进和管理者的改革等问题。[69]学校毕业生的高失业率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城市教育，新社会史的繁荣引发了学者对澳大利亚社会史的兴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本土研究的鼓励，英美城市教育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的影响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促进了澳大利亚城市教育研究的产生。澳大利亚学者开始以单个城市为案例，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学校教育的起源。该国的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是关注城市中的学校以及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建构和社会再生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澳大利亚城市教育史研究的主题是学校科层制的演进，外国观念对澳大利亚教育的影响，著名男性管理者的教育实验以及面临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后，修正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在城市教育史研究中开始出现。总体来看，澳大利亚的城市教育史作品数量并不多，因为澳大利亚的社会史研究质疑用乡村—城市二分法研究学校教育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学者质疑建立在单个城市基础上的结论的概括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作为解释大众学校教育出现的理由的可信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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