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城市教育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原因包括美国教育史的影响、城市教育的危机以及新教育社会学的产生。20世纪60年代，城市史已成为英国城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展迅速，但城市教育史研究却迟迟没有起步。一些社会学家对城市教育史有所涉猎，在城市的背景下研究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儿童和青少年。约翰·B.梅斯（John B.Mays）以利物浦皇冠街（the Crown Street）学校教育的历史发展为基础，考察了该区域的特点，并对广泛社会背景下的学校亚文化、家庭和学校的关系、学校进行了深刻分析。[37]M.P.卡特（M.P.Carter）以对城市背景的历史分析为基础，设计了关于谢菲尔德（Sheffield）青年教育和就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38]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城市教育史研究对英国的城市教育史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39]同时，英国出现了将历史研究与当代教育政策联系起来的呼声。但尽管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关于城市教育的历史研究仍比较少。[40]1976年英国城市史家戴维·瑞迪（David Reeder）的《19世纪的城市教育》（Urban Educ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出版，该书被誉为英国城市教育史的奠基之作，第一次将城市教育作为历史研究的焦点。[41]1984年，英国学者杰拉尔德·格雷斯（Gerald Grace）的《教育和城市：理论、历史和当代实践》（Education and the City：Theory，History，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系统研究了城市教育的历史和理论。他认为城市学校系统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一系列复杂动力的结果。这些特殊动力的结果随着时代不断地变迁，并与社会动力有关系。[42]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英国城市中年轻人失业率不断增高，经济问题不断涌现，引发了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持续关注。城市教育的历史研究逐渐受到重视。1992年出版的关于城市教育的两本书，阐述了英国城市教育史的不同发展路径。这两部作品一方面指出了城市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开始被公开讨论；另一方面，挑战了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理解。第一本书是《1992年世界教育年鉴》（The World Year Book of Education of 1992），该书认为在英国和美国，大量城市教育研究者的作品运用的是历史方法，但该书的作者D.科尔比（D.Coulby）和C.琼斯（C.Jones）指出，城市教育家的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联系不紧密，因此，城市教育研究需要运用强调社会的、政治的、经济因素的方法，需要关注城市教育发展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43]该书虽然将历史方法作为一种次要的方法，但毕竟指出了城市教育中历史的、社会学的和国别比较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本书是《城市和四个国家的教育》（The City and Education in Four Nations）。该书由美国教育史家罗纳德·K.古德劳（Ronald K.Goodenow）和威廉·E.马斯登（William E.Marsden）合编，历史研究色彩比较浓厚，而且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看待之前的城市学校史研究对历史学的贡献。英国城市史家瑞迪的作品《历史，教育和城市：英国发展趋势综述》（History，Education and the City：A Review of Trends in Britain）被收录其中。瑞迪认为，尽管英国有大量的城市学校教育史的作品，但英国没有形成明显的城市教育史的流派。他认为，这些研究将城市视为教育故事的背景，很少思考教育发展与城市进程或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44]此外，该书还收录科尔比的文章《美国和英国城市教育的方法》（Approaches to Urban Education in the USA and the UK）。他对英国城市教育研究的批评和在《1992年世界教育年鉴》中的观点一致。
英国城市教育史研究自产生以来，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社会与教育供给；二是城市教育改革。围绕城市社会与教育供给的主题，历史学者们研究了城市中心教育供给的社会阶级作用和本质，尤其是对工人阶级而言；城市、小镇和郊区的社会地理和生态对教育的影响；城市语境中的种族；城市教育的经历和读写能力的本质等。在城市教育改革社会阶级是英国城市教育史分析的一个关键主题，布赖恩·西蒙（Brian Simon）强调了社会阶级冲突决定了教育系统的性质。教育系统在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大的工业城镇的扩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5]英国的城市教育史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通常吸收了社会学研究的部分理论，同时倾向于重视城市工人阶级的本质和问题。丹尼斯·斯密斯（Dennis Smith）认为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教育与这两个城市的人口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挑战紧密相关。[46]汉弗莱斯（Humphries）用口述史的方式研究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教育。他认为工业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冲突，这些冲突导致国家对教育和管理工人阶级的青少年进行干预，并且保护他们免受城市生活的影响。此外，城市贫民窟中教育的深层问题也引发了教育史家的关注。加里·麦卡洛克（Gary McCulloch）研究了城市贫民窟学校，重点关注了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生活环境恶劣、受到忽略的工人阶级区域的现代中学。[47]
马斯登运用历史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进一步研究了城市中的教育不平等问题。马斯登全面研究了城市发展与教育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运用了一系列的地理学因素分析了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的布特尔市（Bootle）的学校教育，同时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汉普斯特（Hampstead）的一所名叫舰队路（Fleet Road）的小学。[48]
近年来，随着历史学家对中产阶级研究的增多，城市教育史家对城市中产阶级学校教育的关注越来越多。理查德·特雷纳（Richard Trainor）认为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在社会地位、职业和地理上是多样化的，其中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产阶级的上层将他们的儿子，少数人将其女儿送往预备学校（preparatory school）和公学（public school），中产阶级的下层将其子女送往走读学校（day school）。[49]这些教育差异也表现在各类学校的实施细节上。[50](www.xing528.com)
种族、社会性别与城市教育供给的关系也受到美国历史学家的关注。伊恩·格罗夫纳（Ian Grosvenor）揭示了在20世纪60年代的伯明翰市，种族是如何影响教育的。[51]洛娜·切瑟姆（Lorna Chessum）也研究了同时期莱斯特（Leicester）的非洲加勒比裔社区（African Caribbean）中以教育为中心的种族冲突的发展状况。[52]斯蒂芬妮·斯宾塞（Stephanie Spencer）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英格兰城市中年轻女孩和妇女生活和工作的经历。[53]迪娜·科帕姆（Dina Copelman）通过研究伦敦的女性教师，确立了城市背景下教师和教学的社会性别维度。[54]
此外，英国城市教育史家将城市教育改革作为另外一个研究主题，研究涉及地方教育当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在教育改革中的历史作用，对伦敦市教育改革本质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政策的本质研究。
众多英国教育史家关注了英国地方教育当局的历史作用。地方教育当局是在英国《1902年教育法》颁布之后设立的，在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教育改革措施重要的资源。T.布里格豪斯（T.Brighouse）和P.夏普（P.Sharp）通过研究发现，地方教育当局通常与国家教育政策保持一致，但有时也持反对态度。地方教育当局建在主要的城市中心，拥有资源，因此通常在改革措施中发挥领头作用，但《1988年教育改革法》之后，它们的权力和权威被严重削弱了。[55]A.C.克尔克霍夫（A.C.Kerckhoff）、K.福格尔曼（K.Fogelman）、D.克鲁克（D.Crook）和瑞迪以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和利兹等城市为例，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上述城市的教育改革状况，强调了城市在教育改革运动中的先锋作用。[56]
伦敦的教育改革本质近年来引发了英国历史学家的兴趣。从19世纪末的伦敦学校委员会（London School Board），到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简称LCC），再到内伦敦教育管理局（Inner London Education Authority，简称ILEA），这些话题均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玛格丽特·布莱恩特（Margaret Bryant）研究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末伦敦的中等教育历程。[57]简·马丁（Jane Martin）研究了伦敦教育委员会（London School Board），论证了管理和改革一个大城市的教育供给所涉及的问题。[58]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成立60年来所发挥的独特教育作用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托姆和科尔霍夫研究了伦敦郡议会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59]内伦敦教育管理局成立于1965年，接管伦敦郡议会的教育职责。成立之后，这个机构很快仿效甚至超越了伦敦郡议会。它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众多的当地活动家能够参与城市教育改革，包括制定社会和政治改革议程和在基层实施改革。F.莫雷尔（F.Morrell）对内伦敦教育管理局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内伦敦教育管理局在艰难抗争之下得以保留，但最终与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一起被废除。[60]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国城市教育改革政策也成为历史学院的研究热点。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城市教育改革被吸收和纳入英国国家政策，而不再以地方负责的方式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英国政府提出的两项改革城市地区学校教育的措施，城市技术学院（city technology colleges，简称CTCs）和教育行动区（the Education Action Zones，简称EAZs）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G.韦迪（G.Whitty）、T.爱德华兹（T.Edwards）、S.葛伟宝（S.Gewirtz）的研究表明城市技术学院由保守党政府于1986年创立，该举措绕过了地方教育当局，在城市地区建立了独立的公立学校，旨在开发创新的课程。[61]G.沃尔特（G.Walford）、H.米勒斯特（H.Miller）研究了第一所城市技术学院——伯明翰市肯舒斯特（Kingshurst）城市技术学院的发展历程。[62]教育行动区是建立在1998年《学校标准和框架法案》（the School Standards and Framework Act）的基础上的一项措施，目的是在全国社会和经济困难地区的学校系统中建立学校、家长、企业、社区组织和志愿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B.富兰克林（B.Franklin）、麦卡洛克研究了教育行动区。他们认为，教育行动区就像城市技术学院一样，它们未能赢得城市利益集团的积极支持，很快就被废弃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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