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史研究概览-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早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中就能找到西方课程的原始形态。西方课程的现代形态出现于20世纪初。1909年，约翰·富兰克林·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在芝加哥大学教育系开设“课程”这门课。1918年，博比特出版《课程》（The Curriculum）一书。此后，“课程”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存在。^[17]克里巴德认为1918年是课程“成为自觉的研究领域”的一年，但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美国著名课程学者丹尼尔·坦纳（Daniel Tanner）和劳雷尔·N.坦纳（Laurel N.Tanner，以下简称坦纳夫妇）将哈罗德·O.拉格（Harold O.Rugg）于1927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编辑出版的第26届年鉴（Twenty-Sixth Yearbook）中发表的《课程编制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Curriculum-Making），作为“课程”成为一门新学科的标志。^[18]1985年出版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认可了坦纳夫妇的观点。^[19]无论是以1918年还是以1927年作为“课程”成为独立学科的年份，皆如坦纳夫妇所说：“课程有很长的过去，但却只有很短的历史。”^[20]

“课程”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诞生之后，课程研究主要以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为理论基础，旨在提供课程开发的“处方”即普适性的课程开发模式和程序，而缺乏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与厚重的历史关怀。但“课程”一直都是学校实践和教育研究的“重头戏”，从历史视角对课程问题进行探究成为教育史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课程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之前，教育史研究领域从未间断过关于课程发展过程的思考。这是因为研究教育问题的不能不讨论有关教育内容发展的问题即课程发展问题。作为教育史研究的子领域，课程发展史研究深受传统教育史学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史研究深受公立学校赞美史诗模式的影响。^[21]传统教育史学模式代表了一系列国民教育反对贵族教育的胜利战役，是一种颂歌历史模式或辉格历史模式。在这种撰史模式影响下，美国课程史研究主要对公立学校课程或课程思想家的思想进行研究，并认为学校课程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具体而言，传统课程史阐述模式以辉格史观来阐述过去，非常典型地采取连续前进的形式，即认为课程发展是从一个常与学术科目有关的、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精英式的课程，向一个与明显职业取向科目有关的、实用的、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民主的课程转变。^[22]这种美国课程历程的研究表现为一种现在主义（presentism）状态，注重从当前课程发展现状出发，将课程历史的发展理解为按照其内在逻辑向现状演变的过程；严格按现代观念来对历史发展变化进行评价和判断。可见，过去成为当前课程问题的历史论据，而不是对当今课程问题的理解。^[23]在新史学的影响下，课程史研究力求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摆脱教育史学的“旧”的研究框架。^[24]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卫星，美苏冷战对抗加剧，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中小学课程改革提高科技能力，以赢得科技竞赛。1960年，杰罗姆·S.布鲁纳（Jerome S.Bruner）发表《教育过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开始了在全美范围内旨在提高美国科学水平的学科结构运动。^[25]在这场课程改革运动中，美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主导权被学科专家夺取，课程理论研究陷入“垂死”的艰难阶段，于是出现一批课程学者转向从事课程史研究以振兴课程理论的生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玛丽·L.塞格尔（Mary L.Seguel）的《课程领域：它形成的年代》（The Curriculum Field：Its Formative Year）。该书主要选择1895—1937年在致力于使“课程”成为一门专门的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影响深远的六位课程学者的思想进行深入探讨。^[26]

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Teacher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的课程学者阿诺·A.巴拉克（Arno A.Bellack）在《教育研究评论》（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期刊上发表了美国课程史研究的经典论文《课程思想与实践的历史》（History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ractice），此文被视为课程史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标志。巴拉克在文章中指责课程研究缺乏历史视野，呼吁课程学界深入考察课程理论的发展历程。他认为，课程史研究不应脱离教育史研究，因为美国课程发展离不开整个美国教育发展的背景。^[27]克里巴德认为，其博士导师巴拉克是首位明确认定课程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其文章是首篇明确认定课程史研究的论文。^[28]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研究领域开始超越“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29]课程史研究被看作是课程研究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理解课程的一种文本。

1975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顺应日益受到关注的课程史研究的需要，增加了“课程与目标”和“历史与史学”两个部门，用以资助课程史的研究。1977年，课程史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History）成立，定期于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年会前开会，为美国课程史研究搭建了重要平台。1989年，在课程史研究协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会议论文集《课程史》（Curriculum History）出版。^[30]

课程史在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但有众多知名学者开始涉足该领域。1986年，克里巴德的课程史经典名著《美国课程斗争（1893—1958）》（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93—1958，以下简称《斗争》）第一版出版，主要研究了自1893年《十人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en）的出版至1958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出炉的美国课程理论发展历程。该书以描述四大利益集团的主要意识形态立场和他们平衡的方式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为主要任务。^[31]克里巴德在该书第一版中已经注意到了美国课程发展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但是还没有明确提出利益集团理论。该书自1986年首次出版后声名远播，并于1995年和2004年两度再版。克里巴德在《斗争》第二版的前言中明确指出，第二版的任务是使用利益集团理论框架来构建1893—1958年美国课程发展的解释，以探寻利益集团之间的竞逐对美国教育的影响。也就是说，第二版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利益集团的理论框架。^[32](www.xing528.com)

1990年，坦纳夫妇出版《学校课程史》一书。该书研究了美国学校教育从脱离欧洲教育的母体到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历程，着重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迄今的重大课程事件，以探寻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本质和对民主的追求在其学校课程领域发生的各种变革。^[33]笔者以为，该书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沿着课程思想和实践的冲突以追寻课程演变的主要趋势。二是这些冲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事件中展开。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不把课程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作为重点，而是关注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主流思潮，按照年代顺序描述了各个时期的主流课程思想。

课程史自1969年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但作为教育史里的子领域显然摆脱不了教育史的影响。^[34]1960年，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批评传统教育史学倾向把过去视为现在的愚昧前奏的观点。^[35]在新教育史学的影响下，课程史学者开始从传统进步取向的解释模式，向以冲突和批判为特点的解释模式转变。^[36]其中，以克里巴德的课程史学思想深受新教育史学思想影响的例子最为典型。克里巴德课程史观是传统主义历史观和激进修正主义者历史观的折中观点。他在《斗争》一书前言中引用卡尔·凯斯特（Carl Kaestle）的一段话以表明自己的历史取向：“传统主义者认为，学校系统是民主进步的典型代表。但激进修正主义者对此持否认态度，并认为学校系统表现了官僚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社会控制。最近，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公立学校系统是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相互冲突的结果。”^[37]克里巴德显然同意上述最后一个思想流派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依靠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积累的优势，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以里根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家坚持保护自由市场和推崇个人创新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的社会批判或革命逐渐式微。同时，美国教育界发起了质量标准化课程改革运动，课程理论再次遭遇发展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降，为了摆脱新时期美国课程理论研究的瓶颈，在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课程史研究从“社会”转向“文化”，致力于发展课程文化史，索尔·科亨（Sol Cohen）、托马斯·S.波普科维茨（Thomas S.Popkewitz）是课程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的重要代表，摒弃课程史研究对课程政策或课程思想考察的宏观视野，注重对学校课程实践的微观考察；摒弃课程史研究注重对“谁的知识”的拷问转而追问“知识是如何运作”的问题。^[38]科亨于1999年出版《挑战正统：迈向新教育文化史》（Challenging 0rthodoxies：Toward 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一书，强调把电影作为美国教学变革研究的新史料，高度评价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海登·V.怀特（Hayden V.White）等人的文学评论、话语分析和文化人类学对于重新理解美国学校教学实践的话语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重要意义。^[39]

在英国，课程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1900年，福斯特·沃森（Foster Watson）在《17世纪上半叶英国学校的课程和教材》（The Curriculum and Text Books of English School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文中首次对课程史进行了研究。二战期间，英国课程史研究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期。20世纪60年代，随着综合中学重组运动的开展以及新课程体系的建立，为了给课程改革提供历史证据，英国的课程史研究重新受到重视。^[40]其间，相关协会的创立、期刊的创办以及一批著作的出版，都大力推动了课程史研究的发展。1967年，“大英教育史协会”成立，并于1972年出版期刊。另外，该协会出版了两本著作，即1971年的《变革中的课程》（The Changing Curriculum）和1979年的《战后课程的发展》（Post-war Curriculum Development）。1974年，该协会组成了课程史经典研读小组。同年，《课程研究期刊》（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创刊。1975年，该协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学校课程》（The School Curriculum）。^[41]总之，协会的创立、期刊的创办和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英国课程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课程史家艾沃·F.古德森（Ivor F.Goodson）为课程史研究提供了学校科目社会史的独特视角。他认为，课程主要是指具体的学校科目，并主要考察学校科目形成的原因及其持续制度化的“发生学”过程。^[42]古德森在其代表作《学校科目和课程演进》（School Subject and Curriculum Change）一书中指出，学校科目相关利益群体在物质报酬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斗争推动着学校科目的变迁。他认为，英国环境教育作为一门科目的诞生过程，涉及其与生物、地理和乡村学习三个相关学科的演变与冲突。古德森强调，不能只是把学校科目看成某一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还应进一步看到学校科目代表着许多利益群体的利益。^[43]古德森还非常关注教师个人生活史，使其与关于利益群体的宏观分析结合起来。可以说，古德森课程史学带有社会学视角。

综上所述，在课程史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之后，众多西方学者开始从事课程史研究。其中，克里巴德的《斗争》、坦纳夫妇的《学校课程史》、古德森的《学校科目和课程演进》并称为西方课程史研究的三大奠基之作^[44]，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课程史作为独立学术研究领域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