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课程史研究综述-教育史学前沿研究成果

我国的课程史研究滥觞于20世纪20—30年代。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西方的课程史学思想才被引入大陆地区。与西方课程史研究的蓬勃之势相比，目前我国大陆地区课程史研究尚未被视为一个独立领域加以探讨，而台湾地区的课程史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从事课程史研究的学者多来自课程领域，且他们平时研究的主业为课程理论研究，副业为课程史研究。

我国大陆地区的课程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起步。1929年，徐雉的《中国学校课程沿革史》出版，该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课程史。1933年，盛朗西的《小学课程沿革》出版。1944年，陈侠的《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出版，这两本著作都是研究清末和民国时期小学课程发展变化的。^[1]

建国后，我国课程史研究进入相当长的停滞期，课程史研究并未成为独立研究领域且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西方的课程史学思想才被引入中国大陆地区。随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开始关注课程史，相关著作不断增加。

首先，有的学者关注我国课程变迁问题，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著作：吕达的《课程史论》一书以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发展为线索，通过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和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探讨了学校课程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为我国当代课程改革实践提出了探索性构想。郑航的《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一书阐述了中国近代中小学德育课程的发展历程，研究了近代文化变迁对当时德育思想与德育实践的影响，进一步思考了近代德育课程自主构建的内在发展逻辑。^[2]华东师范大学陈华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公民教育的诞生》探究了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与课程组织形式的变迁。陈华认为，中国公民教育课程作为一门学校科目，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隐含着现代化与教育的双重逻辑对公民教育的推动与限制，并表现为社会与国家两个主体力量的博弈。^[3]

其次，有的学者研究国外课程发展问题。其中，专门关注美国课程史的主要成果有：杨爱程的《美国现代课程论史点评》和马云多的《19世纪至20世纪美国课程改革的演变及其启示》。杨爱程的《美国现代课程论史点评》一文阐述了课程论在美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其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以及美国各个发展时期重要课程学者的课程思想。他指出：“在课程改革的决策上出现摇摆不定的现象，一方面受两党政治的影响，归根结蒂反映了美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着在哲学认识上、教育主张上和课程观点上的分歧和冲突。”^[4]他注意到课程发展过程深受不同利益集团冲突的影响，这是比前人进步的地方。但他只意识到20世纪美国课程政策出现摇摆不定的现象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有关，而忽略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妥协在其中的作用。马云多的《19世纪至20世纪美国课程改革的演变及其启示》一文认为，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课程改革主要经历了科学化课程编制、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和社会重建主义课程改革三个阶段。美国这三股课程改革潮流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课程改革者对传统人文主义课程提出的挑战。^[5]

再次，有的学者从不同国家的课程发展史出发，力图探究蕴含其中的课程变迁规律。汪霞主编的《国外中小学课程》主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个国家的小学课程沿革、中学课程沿革以及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特点、趋势或启示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6]张华、石伟平和马庆发合著的《课程流派研究》主要研究了战后美国、英国和德国三个国家的课程理论发展历程。作者依据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之间的关系，将20世纪世界各国的课程理论流派划分为四类：常规性课程理论、描述性课程理论、实践性课程理论和纯粹课程理论。作者认为，20世纪世界课程理论的发展史就是这四种课程理论之间交融和变迁的结果，课程理论的发展方向是从常规性课程理论向纯粹课程理论发展的。^[7]

从总体上说，我国大陆课程史研究注重社会对课程发展的影响，并从不同理论视角展开课程史研究，但并未深入研究课程发展与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深层规律。大陆地区课程史研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课程史学界相比，著述还不多，力量还不强，尚未被视为一个独立领域加以探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都将致力于课程史领域的基础性建设工作。(www.xing528.com)

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形成一批课程史研究群体，欧用生、白亦方、钟鸿铭、杨智颖、宋明娟和单文经等学者都关注并研究课程史问题。2006年，《课程与教学季刊》推出了课程史专辑。台湾高等院校如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北教育大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和花莲教育大学等学校的博士班陆续开设了课程史科目。

台湾大学的课程史方向博士学位论文反映了台湾地区课程史研究方面的近况。例如，柯保同在其博士论文《日治时期公学校国史教科书意识形态之分析》中，采用内同分析法与半结构式访谈研究“日治时期”公学校国史教科书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变动，认为“日治时期”的国史教科书以政治意识形态最为明显，使得教科书沦为巩固国权的一项工具。^[8]作者注重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课程发展历程，这是一种宏观性研究。但是，学校组织结构与课程改革政策不相吻合，以及一线教师对课程理念的理解、落实不到位，容易导致学校课程实践与课程政策相差甚远。那么，我们在课程史研究的过程中，也应该注重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学校课程实践的发展，以期对课程发展形成整体认识。

除此之外，台湾也有课程史研究的相关期刊论文。课程史研究发文主要阵地是《课程与教学季刊》，创刊于1998年，于2006年起成为“台湾社会科学引文搜索”核心期刊，旨在传播课程与教学相关研究成果，提升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水准，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例如，钟鸿铭在《课程与教学季刊》上发表的《美国课程改革的历史辩证》一文，从中可以窥视该期刊课程史研究的水准与现状。文章指出，20世纪美国的课程改革史是四种课程传统相互辩证发展的历程，这四种课程传统为人文主义、发展论、社会效率论、社会改良论。其中，人文主义重视学科的心智训练功能，发展论者注重儿童的自然发展顺序，社会效率论关注有效成人生活的履行，社会改良论则将学校看作促成社会进步的有效工具。^[9]另外，不少课程史研究成果发表在台湾地区各高校的学报和期刊上。单文经于2005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美国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争议始末（1987—1996）》一文，认为1983年美国各界在《国家在危机之中》报告书发表之后，形成了以教育改革振兴国家的共识，进而带动了研究国家课程标准的教育改革运动。^[10]卯静儒在《台湾教育社会学研究》期刊上发表的《台湾近十年来课程改革之政治社会学分析》一文，运用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详细分析了台湾近几十年来课程改革的发展情况。^[11]

除了上述长时段课程史研究之外，台湾学者还对某一课程事件进行了研究。郑玉卿的《当代美国课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文，以美国全国教育协会“中等教育重组委员会”于1918年公布的《中等教育基本原理》（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为主轴，叙述了该报告书出现的社会与教育背景，详细陈述报告书的内容大要，说明报告书是以民主为教育宗旨、以七大目标为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并建议以综合中学为中等学校的标准型式。在作者看来，该报告书和绝大多数的课程改革报告书一样，其宣示意义大于实质作用。^[12]对《中等教育基本原理》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有许宛琪的《〈中等教育的基本原理〉在美国课程史上意义之初探》一文，探讨了《中等教育基本原理》制订的历史背景、重要内涵及其影响和重要性，以对美国中等教育课程实践的现状有深入的理解。^[13]

此外，从21世纪初开始，国外课程史的一些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2003年，由钟启泉、张华主译的美国威廉·F.派纳（William F.Pinar）和威廉·M.雷诺兹（William M.Reynolds）等人撰写的《理解课程》出版。该书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课程研究由“开发范式”向“理解范式”转变。作者详细阐述了20世纪课程领域的历史变迁过程，分析了课程论述的历史本质。^[14]2006年，坦纳夫妇合著、崔允漷等人翻译的《学校课程史》（History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记录了自美国学校教育脱离欧洲教育的母体到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形成这一段历史，作者按照年代顺序论述了各个时期的主流课程思想以追寻课程演变的主要趋势。^[15]2008年，赫伯特·M.克里巴德（Herbert M.Kliebard）所著的《课程的变革：20世纪美国课程的改革》一书由台湾学者杜振亚翻译出版，主要以编年方式收录了有关20世纪美国课程改革发展情况的9篇文章，涉及两大主题：一是课程改革主张在学校实践中实施情况如何。二是课程改革提出和实施时应与社会情境相关联。基于上述研究，克里巴德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课程改革并非只含单一课程改革思想的运动，而是包含了不同且矛盾的课程改革思想。^[16]上述几本重要课程译著对我国课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查阅国内有关课程史研究方面的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国内的课程史研究开始从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对课程的发展历程进行阐述，这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课程史研究，但是还没有挖掘到课程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深层次推动力量，特别是对隐藏在课程背后的价值预设、课程在社会和历史结构中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得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