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研究转向前沿探索

新文化史家以叙事的手法，微观的视角，向下的眼光，平等的尺度，“另类”的史料，创造出一大批惊世骇俗的文化史著作。这些作品十分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经验，强调心态、价值、意识和语言，极大地拓宽了文化史乃至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文化史和历史学的学术内涵和研究方法。受新文化史的影响，教育史研究的重点在于解释与教育相关的各种人前行动背后的逻辑并破译其文化密码，即从事实的阐释、结构的分析变为文化的剖析。下文从研究视角、考察规模和书写方式三个方面对教育史新的研究路径进行探讨。

（一）研究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普通大众

在传统上，教育史研究的重点呈现出“高位化”和“精英化”的特征，教育史家聚焦于上层社会和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以及近代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演变，鲜有提及下层民众的受教育过程，也较少关注教育决策的生成过程、实施状况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等问题。精英人物们里程碑式的作用固然不应低估，但教育史不应仅局限于少数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史，也应该关注人民大众，尤其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研究他们在教育活动中的生存状态。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教育史“视野下移”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成为教育史书写和关注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妇女教育史研究成果丰硕。琼·珀维斯（June Purvis）在《惨痛的教训：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和教育》（Hard Lessons：The Lives and Education of Working Class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1992）中，表达了对以往在劳工教育中重视男性教育而轻视女性教育做法的强烈愤慨。在其论文《英国教育史学：一种女性主义批判》中，珀维斯认为应该结束一直以来英国教育史学界这种将研究的焦点落在男性教育上，对女性教育的研究往往采取弱化手段的男权主义状态。与妇女史一样，儿童在过去历史学家的书写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儿童史的领域得到教育史研究者的关注。B.芬克尔斯坦（B.Finkelstein）的《控制儿童和解放儿童：心理历史学视角下的教育》（Regulated Children /Liberated Children：Education in Psychohistorical Perspective，1979）被视为是第一本将儿童的经验置于正面和中心的著作。B.贝蒂（B.Beatty）于1995年出版的《美国学前教育：从殖民地时代到今天的幼儿文化》（Preschool Education in America：The Culture of Young Children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1995），从儿童文化的角度剖析了美国学前教育史。

除此之外，近年来教育史研究“视野下移”的呼声不断。俄罗斯教育史家卡特琳娅·萨利莫娃（Kadriya Salimova）指出，“教育史教学的使命是向将来的教师展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国人民是怎样教育下一代为未来做准备并使他们形成各种优良品质的”。^[19]教育史研究的重心转向民众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英国教育史学家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认为“教育史”是更普及的、大众教育领域的课程。在他看来，合适于大众需求是教育史研究的宗旨。国内也有学者从“教育史学研究对象的民间化”“教育史学研究取材的民间化”和“教育史学研究成果的民间化”^[20]三个方面论述了教育史研究重心的下移。教育史研究的视角转向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有利于开辟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拓展其研究范围。

（二）考察规模：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

传统的教育史研究大都以“宏大叙事”和“结构分析”为视角，按照科学的方法分析、总结出特征、规律和启示等，较少将焦点放在个别而具体的事实的微观分析上，从而忽视了某些特别的事物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教育活动过程和心态的研究。新文化史中的微观史学取向，以小见大，在具体的细节中展现历史原本的面目，在生动的生活场景里体会过去的历史氛围，尤其偏重于对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解读。如此一来，史料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对新文化史家就异常重要，除政府机关、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的各类史料外，口述史料、契约、小说、账簿、日记、信件、家谱和庭审档案等也变得极其重要。新文化史家劳拉·乌尔里奇（Laurel Thatcher Ulrich）的著作《一个助产婆的故事》（A Midwife’s Tale：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 Based on Her Diary，1785—1812，1990）讲的是一位普通的、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新英格兰的一位助产婆的生活。乌尔里奇所用的材料，在其副题中已经标明了，就是主人公本人的日记。

教育史研究亦可受到上述启发，不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重大的教育事件、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及重要的政策颁布和制度的改革上，也可密切关注与教育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和风俗等各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普通大众的教育观念，它们通常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教育事件中。法国教育史家皮尔·卡斯巴（Pierre Caspard）曾提出对学习过程中的教科书和学生个人书写物进行分析。在他看来，在教科书方面，可以将重点放在教科书内容和大学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教科书的使用、对学生的影响等。对学生的书写物而言，可研究学生的作文、日记的内容以及学生的绘画作品的主题等。通过对这些日常而微观的教育史料的分析，找出产生这种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从而了解学生在知识掌握、能力获得以及价值观的形成等方面的历史。^[21]查德·加菲尔德（Chad Gaffield）的《语言、学校教育与文化冲突：安大略法语争议的起源》（Language，Schooling，and Cultural Conflict：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Language Controversy in Ontario，1987）一书被视为运用微观史学研究教育史的优秀作品。作者通过挖掘当地学校校委会的记录、新闻报纸等，对安大略湖东部的普雷斯科特郡的历史进行考察，向人们展示人类机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官方关于少数法语学校教育的政策与该政策的对象的实际的教育经验之间的关系。值得赞赏之处是，该研究展现了日常的社会生活模式所具有的普遍概括的潜力。^[22](www.xing528.com)

从国内在微观教育史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教师和学生教育日常生活史方面。例如在教师生活史方面，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以清末塾师刘大鹏长达40年的日记为史料，通过对刘大鹏的个案研究彰显科举废除前后其所体验和感受的文化、国家及社会的种种权力，以此探析绅士与国家的关系。黄向阳的《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校长的笔记》则以日记和会议记录为线索，叙述了一位小学校长在二十多年教育工作中的心路历程，也反映出该小学在教育改革中所历经的艰难险阻。又如在学生教育生活史方面，张素玲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力图反映女性对国家对教育现代性的追求以及新女性对自由和平等的求索。孙崇文的《学术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通过对学生不同的成长情况及求学经历的考察，以叙事的手法将学生在基督教大学期间的生活场景全面而生动地呈现出来。

（三）书写方式：从历史分析转向历史叙事

新文化史倡导叙事的复兴，通过生动形象的讲故事的方式将人们带入历史场景之中，其研究成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作为与历史学有着紧密关系的教育史学科，可以从新文化史学的撰写方式中获得启发，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关注历史叙事。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文献史学家S.科恩（S.Cohen）是较早运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对教育史进行研究的学者。科恩对怀特的“情节编排”的观念情有独钟。他指出：“如同怀特所说的，历史学家就像小说家及剧作家，围绕着原型的情节结构组成其作品，这些原型结构构成西方史学者的潜在情节安排的类属系统‘喜剧’‘传奇’‘悲剧’和‘讥讽’”^[23]。科恩认为，“所有的教育史学者都必须努力解决教育的影响和改革问题”，^[24]因此他在《挑战正统：走向新文化教育史》（Challenging Orthodoxies：Toward a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1999）一书中，以教育改革为核心对其中三种情节编排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理解：1、所谓的“传奇”指的是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冲突，但是民主的力量终将获得胜利，其对改革的见解是认为改革是累增且进步的；2、所谓的“悲剧”是指在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相冲突的力量，但是最后反动的力量获得胜利，而其对改革的见解是认为改革为一种堕落或是一种衰落；3、所谓的“讥讽”是指在历史过程中，可能有冲突或者并没有冲突存在，而所谓的改革只不过是一种“错觉”（illusion）和“谎言”（myth）。^[25]

科恩试图使用“传奇”“悲剧”和“讥讽”三种情节编排方式来分析克雷明的教育史作品。在他看来，克雷明的《学校的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1876—1957》（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Progressiv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1961）一书采用的是进步力量终将取得胜利的“传奇”布局方式。《学校的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1876—1957》以一种结局作为本书的开始：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死亡及其葬礼的一种意象，然后采取倒叙的文学手法，克雷明转向其良性的开始，然后逐渐发展直至胜利，接着是冲突与分裂，幸运与死亡的逆转，然后再一次以进步主义教育葬礼的意象作为结束，但是却带着在未来某时再生及复兴的可能性。^[26]科恩指出，《学校的改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1876—1957》以葬礼的意象作为结束，如“传奇”所要求的，进步主义教育的最终胜利已然注定。在此书的结论中，克雷明从往者已矣转向未来的乌托邦希望——一种于美国生活中之复活的进步运动之中，重新恢复活力的进步主义教育。^[27]理查德·安吉洛（Richard Angelo）是少数将海登·怀特的思想引进教育史领域的学者之一。他根据怀特的情节编排模式也对克雷明的《学校的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1876—1957》进行了解读。安吉洛指出：“假如我们密切关注克雷明对进步主义历史的陈述方式，我们会发现完全没有悲剧，而是一种传奇。……也就是说，虽然本书以丧礼的意象作为开始和结束，但我们在其结论中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复苏，以及再生及复兴的可能性。”^[28]

综上所述，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史学走向文学的一个反照。一部新文化史的成功，除了有精彩的题材，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文笔也必不可少。正如王晴佳在《新史学讲演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史学不再专注对历史的动向做出解释，那么历史写作的好坏，就变得十分重要了。”^[29]教育史家要从分析框架的束缚中逃离出来，以叙事的方式书写作品，增强教育史研究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新文化史从大众取向、微观取向以及叙事取向三个范畴对教育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帮助其走出方法论的困境。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教育史家应该将视线从上层精英转向普通大众，尤其关注以往被其忽略的边缘群体，强调教育史研究的视野下移。其次，在考察规模上，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通过个案研究，关注普通民众的文化心态和精神世界。最后，在书写方式上，强调从历史分析转向历史叙事，注重情节编排陈述样式，从而展现教育史书写的文学性。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缺陷。随着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的全面铺开与蔓延，“文化”在一些实践者的笔下成为随处可贴的商标，用以吸引他人的眼球，泛文化的现象使得文化史写作走向庸俗化。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2009）中指出：“文化史的时尚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或迟或早，将会出现‘反文化’的反应。”^[30]伯克还指出，文化史并非是历史学的最佳形式，它只不过是集体性的历史学研究事业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已。进入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开始出现一种逃离“语言学转向”的倾向。不过，无论历史学的未来如何，都不应该回到想象力的贫乏中去。因为像文化人类学家一样，史学家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之后，已经证明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固有的弱点，史学想象力和文学书写形式在历史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史研究同样如此。

（周 采 郭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