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取向研究-教育史学前沿

新文化史研究关注被以往历史学家所忽略的边缘群体和下层百姓，聚焦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强调区域性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价值，重视历史叙事而非历史分析。新文化史研究的取向主要表现在大众取向、微观取向和叙事取向三个方面。

（一）大众取向

长久以来，精英人物和上层社会通常是历史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中，基本将上等阶层的人士作为表现对象，无论是实行专制的大小暴君，还是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的政治家，都属于那个时代的上层人士，即使像但丁、米开朗琪罗这样的艺术家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翘楚，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新文化史家试图摆脱传统的精英主义，关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世界。因此，过去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人群包括妇女、儿童、矿工、磨坊主、佣人、妓女等，都可能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主人公。在对下层社会群体的重视上，新文化史与社会史有着相同之处。不同的是，社会史研究关注人的行动本身，新文化史则偏重于解释人的行动背后的逻辑或破译其文化密码，着意于从文学著作中寻觅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文化意涵。

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1966）描述的是法国一个省的农民生活，再现的是下层民众的价值观念。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的《乡村的生活与劳动》（Village Life and Labour，1975）通过对村民具体劳作行为的考察，描绘了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包括矿工的生活、农村的经济收成和乡村女孩的劳动生活。1978年，彼得·伯克在其《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一书中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将多姿多彩的大众文化景观呈现于读者面前。从大众文化里的英雄、恶人和傻瓜形象中，读者将会看到矿工、农民、乞丐、佣人、窃贼以及他们的妻儿这样一个不善言辞的群体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塑造这些态度和价值观的社会条件。

（二）微观取向

新文化史将重点放在具体个案的研究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细节尤为关注，许多史学家称之为“微观史学”或“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学家将视线从宏观的大历史转到微观的小历史，关注“边缘”群体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及思想，通过重新发掘和整理历史资料以及使用较多的细节描写和深度分析的方法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或群体。

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u，1975）被公认为微观史的经典著作。在人类学方法的影响下，勒华拉杜里基本以社会下层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小规模的考察、细致的分析和详细档案的研究，以各种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手段研究过去，将史学眼光投向那些以前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的小人物，聚焦于他们的精神世界。该书描写的对象是那些被宗教裁判所指控为异端邪教的普通百姓。勒华拉杜里根据宗教裁判所保留下来的审讯记录，对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都做了真切细致的描述。他以大量具体的生活细节来展现村民们的内心世界，以显微的方式描述了其生活的外部世界。(www.xing528.com)

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Sixteenth-Century Miller，1976）成为微观史学的一部扛鼎之作。金兹伯格文笔生动，故事讲得好，他所讲述的故事还能折射出当时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该书的主人公只是一个普通的磨坊主，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之所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拷问，正是因为他不但掌握了新的科学知识，还在民众中加以宣传，从而引起了教会的恐慌。微观史研究注重重新发现以往被历史学家“以缄默、摒弃或全然忽视而不予理会”^[14]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以细致入微的叙述展现其文化心态、价值尺度和精神世界。

（三）叙事取向

林·亨特曾说：“历史学家工作的本质就是讲故事。”^[15]但直到20世纪中叶，历史分析的撰述风格一直占据历史书写的主流，注重“讲故事”的历史叙事方式则不被重视。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认识语言的隐喻性和文本的非确定性，从而关注个人主体性因素和历史叙事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

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1973），后来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开拓性著作。在书中，作者海登·怀特（Hayder White）将历史文本从分析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将其定性为一种解释的叙事文本，并用不同的情节编排（emplotment）、形式论证（formal argument）和意识形态意涵（ideological implication）来概括历史文本的特征，分别为：传奇情节形式（romantic）、悲剧情节形式（tragic）、喜剧情节形式（comic）和讥讽情节形式（satiric）；形式论（formist）、机械论（mechanistic）、有机论（organicist）和语境论（contextualist）的论证方式；分别受到无政府主义（anarchist）、激进主义（radical）、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的意识形态指导。^[16]

1979年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叙述的复兴：有关一个新的旧史学的感想》一文。斯通认为，史家已经不再寻求对历史的变更做出合理的科学解释，而满足于叙述历史的故事性，即“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7]。在文中，他研究了新文化史家与传统的叙述史家的不同之处：叙事对象是下层民众的生活、感情和行为；在方法上，兼顾分析与叙述；探讨人们潜意识的领域，并不只是在明显的史实上大做文章，用行为来显示其象征的意义；描述一个人，讲述一个事件的目的是要对于一种过去的文化或社会有所启示。^[18]这篇带有叙事回归宣言书特征的文章，从理论的角度进一步确立了叙事在史学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勃兴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