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是发生在西方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思和发展。对新文化史的文化转向起到推动作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和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一般而言，新文化史研究所界定的“文化”主要受到文化人类学者吉尔兹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是发生在西方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借助于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理论方法，新文化史在大众取向、微观取向和叙事取向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教育史的研究路径发生了转向：在研究视角上，从上层精英转向普通大众；在考察规模上，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研究；在书写方式上，从历史分析转向历史叙事。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old new history）的反思和发展。它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认为是一种对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突然暴发的批判”。[12]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e，1989）问世，给风靡了20年的该史学潮流一个正式的称谓，即“新文化史”，确定了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对新文化史的文化转向起到推动作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和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一般而言，新文化史研究所界定的“文化”主要受到文化人类学者吉尔兹的影响。他认为：“文化并非一种力量，并非可将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是过程归因于它的某种事物；它是一种脉络，是前述诸项置诸其中可易于明了的——也就是厚实地——加以描述的某种事物。”[13]在吉尔兹看来，文化主要是一种“意义的网络”（network of meaning）。新文化史以叙事的手法，以微观的视角、向下的眼光、平等的尺度和“另类”的史料，书写平民文化，创造出了一大批惊世骇俗的文化史著作，为大众史学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汇与交融留下了颇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遗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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