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对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文化史在上一代人当中成了一座舞台，围绕着历史研究方法而展开了一些让人激动又具有启发意义的讨论。文化史学家不仅让历史更接近广大公众，也扩展了史学家的领域。在新文化史这把大伞底下进行的实践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集体成就。教育史研究者能够从经典文化史作品和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诸多启发，略举例如下。

首先，教育史研究者应该思考新文化史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文化理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然不可或缺，它允许历史学家跨越民族性、学术传统和学科归属的边界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刻的交流。文化史学家强调了复数形式“文化”的整体性，从而提供了一种弥补手段，克服了当代历史学科的碎片化状态。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或“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中的许多人对符号学缺乏足够的敏感，还有许多人把历史档案当作一眼就可以看穿的东西，不再费心去关注或根本不关注其中的修辞，而文化史学家已证明了这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固有的弱点。相比之下，计量史学方法过于机械，对于多样性不够敏感，这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内容分析法与传统的文学细读法结合起来，至少可以纠正这类偏向。例如，我们可以运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研究教育史。话语分析是指对比单句更长的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的一种方法。它与已被它取代的内容分析法并不完全相同，更加关注日常会话、言语图示、文学载体和叙事研究。

其次，在注重教育史的经济和政治解释的同时也可以尝试文化解释。晚近以来，文化和人类学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以往，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研究更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新文化史更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事实表明，符号或象征人类学推动了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如果说皮尔斯、索绪尔以及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还只是这种转向的理论源头；那么，象征人类学理论则直接体现了当今文化人类学的主旨，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0]前几十年的历史学家喜欢将“社会”挂在嘴边，现在的历史学家更加喜欢使用诸如“印刷文化”“宫廷文化”和“绝对专制主义文化”等词语。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书籍，书名中经常会出现“美德文化”“爱情文化”“抗议文化”“清教文化”和“礼仪文化”等。结果，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包括食品、睡觉、情感、身体、旅行、记忆、姿态和考试等。在教育史研究中，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丰富和深化教育史研究。(www.xing528.com)

再次，从经典文化史中汲取与教育史研究有关的养料。如前所述，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之秋》、英国历史学家G.M.扬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和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西方文化史的经典，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描绘文化模式，而教育史家可以通过对“主题”“象征”“情感”和“形式”的研究去发现这些模式。约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纪之秋》中讨论的骑士风度和生活理想以及象征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艺术和思想重大地位，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世纪骑士教育的研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集中研究了餐桌礼仪的历史，以便揭示西欧宫廷自我控制或情绪控制的渐次发展过程。他有关15世纪至18世纪之间对自我控制的社会压力的研究以及他的“自我控制的文化”理念，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伊拉斯谟的名著《男孩子的礼仪教育》的理解。

最后，应研究新文化史对于各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研究“戏剧类比”的文化观念对教育史学观念的影响。“人类学家提出的广义的文化概念过去有而且现在仍然有另一个吸引人之处，那就是它把曾经被平庸的历史学家丢弃给研究艺术和文学的专家们去进行的符号学研究与社会历史学家们正在探索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戏剧的力量，部分就在于它推动了这种联系的建立。”^[11]克里斯福·吉尔兹的“戏剧类比”把过去对“上层”文化的关注与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兴趣相联系。从这个视角研究教育史会发现每一种文化教育都有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保留剧本”或者保留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