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词包括多重不同的含义。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把文化称为“英语世界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概念之一。”[1]他试图通过研究各个历史时期该词的用法，来解释其多重交叉含义。到20世纪，文化在总体上用以表示象征体系。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文化史这个名称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二百多年前的德国，就已经有在“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名义下进行的研究。[2]再往前追溯，文化史早在古希腊就出现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视为一部文化史，其视野广阔，包罗万象，可以从中看到希腊世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和交流。但在希罗多德之后，史家似乎更注重当代史和政治军事史，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19世纪，民族史学兴起，兰克注重政府档案，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更窄了。
彼得·伯克将1800—1950年称为文化史的“经典”时期，著名的文化史作品包括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之秋》（1919），以及英国历史学家G.M.扬（G.M.Young）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193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也被认为是一部文化史著作，其要点是为经济变化做出文化解释。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1939）实质上也是一本文化史。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战后历史学的总体变化相关联，特别是与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的变化密切联系。文化史得以重新发现的原因在于当代史学的困境，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历史写作的冲击及其后果有关，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战后，西方不再是世界的主宰，并为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所困扰，“大写历史”走向衰落，人们对兰克的“如实直书”产生了怀疑，进而对“小写历史”产生了研究兴趣，历史认知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其结果就是，原来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的规律性发展，不断为人所怀疑。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论题之一，就是质疑启蒙思想所揭橥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或上面所说的历史的一线形的发展。”[3]一些学者过去主张不变的理性，现在他们的兴趣日益转向价值观即特定群体的时代和特定地点所持有的价值观。(www.xing528.com)
文化史被重新发现或者说新文化史的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各门学科中，对文化、文化史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明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新文化史迅速扩张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新的经典著作，一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同时更开拓出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史运动”[4]。新的经典作品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物质文化史、感性文化史、身体形态史和媒体与传播史等，其发展的结果，就是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渐入颓势。
美国当代史家林·亨特（Lynn Hunt）是一位公认的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和《超越文化的转向》（1997）成为人们了解新文化史的必读书目。前者明确打出“新文化史”的大旗，确定了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后者则进入了每个学派发展到一定时期应有的自我批评的阶段。在林·亨特之后，新文化史作为一个学派不断更新，开始从重大的历史事件转到比较边缘的、以往为人所忽视的领域，研究更加微观的历史现象。“如果说对叙事的关注构成了过去20多年中历史书写的确定特征之一的话，那么，‘文化转向’（culture turn）似乎是一个更宽广的运动，它横扫整个人文学科领域，并且囊括从意义建构到商品消费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因此，在新形式的理论与新类型的史学关系中，文化的概念居于核心地位。”[5]在新文化史兴起之初，也有一些著名的新文化史著作考察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P.汤普逊（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一部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极具启发性的著作，他是将“文化”引入史学领域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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