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影响

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事实，并无太多争议。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中心与边缘、少数与多数、主流与非主流，始终纠缠于美国历史。教育史学同样需要面对和回答这个多元文化课题。美国教育史家的教育史写作在塑造了美国教育史学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美国的多元文化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教育史学本身也处于多元文化的具体情境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史学实践塑造了美国的多元文化问题。以问题为牵引和线索重读美国教育史作品，可以一窥美国教育史学的另一维度。追溯不同代际的美国教育史家对多元文化问题的解答，体味其中的相同、相通、相似，辨别其中的差异、反差、抵牾，有助于理解美国教育史，也有益于丰富美国教育史学的知识库藏。在此视域下对美国教育史学作一次线索拉引勾勒，可以讲述一个美国教育史学的故事。多元文化视角的教育史研究凸显了美国教育历史的另一景象，为研究提供了工具和方便。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下，多元文化与移民、族群和宗教团体高度相关。多元文化问题的边界并不固定，但凡涉及边缘、少数和非主流，多元文化问题都可能渗透其中，诸如女性、残疾人和同性恋等问题。在多元文化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和看法以及处理对策和实践方式，就理论思潮和意识形态而言，较有影响的是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作为一个概念的使用，其历史可以上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热门的话题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和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学、历史学、文化评论和政治哲学等领域被广泛使用和探讨。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最为坚定的擎旗手无疑是加拿大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2]金里卡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是可以兼容并存的一种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的差异化平等可以克服自由主义平等过于形式化的问题，从而追求、实现更有深度和意涵的平等。当然，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注定是要继续纠缠下去。“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承认普遍性的主张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因而应该重新定义自由主义理论范畴中关于人类幸福与人类尊严的概念，不能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来理解这种解读道德的方式。因此，取代作为社会共同纽带的民族主义是多元文化主义所面临的主要政治挑战之一”^[3]。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消退，但并没有消失，仍是一种值得思考和尊重的理论思潮和意识形态。在教育史学研究中借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不仅未过时，而且有助于分析美国教育史学在20世纪后几十年里的发展态势。上溯到更早的五六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对多元文化问题的回应，在其诞生之前尚有相似的变体，文化多元主义即为一种。^[4]而在美国熔炉理论盛行的年代以及更早的西方社会历史中，处理多元文化最为流行和强势的方式是“同化”理论。

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上述粗线条的历史追踪之后，再来关注美国教育史家对美国教育历史多元文化问题的回应解答，可以有更清晰的框架线索。（1）传统教育史家卡伯莱笔下的美国教育史讴歌了“伟大的多数”，其对多元文化问题的解答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卡伯莱会这样回答？这样的回答有没有遮蔽美国教育历史的另外一些方面？（2）L.A.克雷明（L.A.Cremin）的综合大故事上演了怎样的剧情？主角有没有变化？少数、边缘、支流处于什么地位？克雷明与卡伯莱在多元文化问题上的观点应如何比较？（3）美国激进教育史家登上历史舞台后，谁对多元文化问题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乔尔·斯普林（Joel Spring）作为一个拥有印第安人血统与身份的教育史家对于多元文化问题的回应与解释有何独到之处？除了史家的出身与身份之外，什么才是影响教育史家立场和态度的关键？斯普林对美国教育史的多元文化主义解释到底有多激进？(www.xing528.com)

以多元文化视角叩问20世纪的美国教育史学，透过关键代表人物的具体教育史学实践呈现美国教育历史的多元文化世界，可以发现美国教育史家对于多元文化问题的回应的目的还是在于对美国共同体的追求、向往与冀望，虽然对于这个共同体的意涵，每一时代的教育史家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美国三代教育史家在其教育史著述中所描绘的美国教育历史的多元文化世界都有着某种民族认同的指向，其教育史学实践亦是“笔为利剑”，旨在追求族群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