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的兴起：教育史学前沿研究

大体上说来，20世纪早期，西方教育史学者还没有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在R.洛（R.Lowe）眼里辉格史派——传统教育史学，他们的教育史史料主要是关于学校教育制度，割裂地看待教育发展过程，忽视了教育的整体发展。传统教育史学以公立教育为中心，教育制度史为形式，叙述和文献史料为手段，注重教育史研究的实用原则。传统教育史学家认为，教育史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教师培训服务；二是为教育改革服务，从而为教育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作用提供借鉴和启发。传统教育史学只研究公共教育的发展和极少数精英和伟大教育思想家和教育作家传记材料的研究和评介，忽视了非正规教育和社会弱势群体以及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等重要因素。正如早期美国史系列丛书的主持人、历史学家L.J.卡彭（L.J.Cappon）指出的那样：“以往的教育史研究范围过于狭窄，充满了课程与教学技巧方面的内容。教育史掌握在专家的手里，他们心里只有公立教育，只去寻求有利于他们的‘事业’的历史根据。如果过去有什么故事值得去写，一定是从正规教育制度的狭隘观念去看问题”^[12]。传统教育史学家正是站在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颂歌。由于传统教育史学扮演了资产阶级御用教育史学的角色，因此，它必然会忽视19世纪中叶诞生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介入西方教育史学的时代背景，无疑是与20世纪的政治风云、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紧密相连的。十月革命以后，西方各国普遍成立了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20世纪30年代，英帝国主义的国际地位摇摇欲坠，使得维多利亚时期风行的自由主义日趋没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推动了提倡国家干预的保守主义逐渐强劲；德国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大陆日益嚣张，又令所有爱好自由与民主的人们感到惊恐与担心，而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取得的成就，则鼓舞了一大批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西方教育学术界随之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教育史学家在不同的领域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教育问题。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英国教育史学术界中的一批学者开始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程度不同地受到其唯物史观的影响。比如，1940年，F.克拉克（F.Clarke）出版《教育与社会变迁——一个英国的阐释》（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An English Interpretation）一书，首次“对英国现有教育体制进行批判，建议教育家应该有反思和批判精神，引用阶层分析法来分析英国的传统教育。他认为，超阶层或者无阶层的社会并不存在，英国政府要通过教育来满足新社会的需求，教育从入口到产出不能以阶层的特权为标准，而应以真正的才能和智力为标准。他同时指出，教育史事件应从广阔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去分析和研究”^[13]。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史取向的教育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E.P.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和西蒙的四卷本《英国教育史》被学者们认为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1978年，英国伦敦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麦丹·萨鲁普（M.Sarup）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教育》一书，作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评价传统教育学，批判了许多当代教育家对工人阶级儿童的藐视和歧视以及当代教育对贫民阶级的不平等现状。

20世纪70年代，西蒙和汤普森的作品经由美国传入加拿大，加拿大教育史界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如保罗·H.马丁利（Paul H.Mattingly）和米歇尔·B.凯茨（Michael B.Katz）合著的《教育和社会变迁》（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艾莉森的《学校的推动者：19世纪中期加拿大的教育和社会阶层》（The School Promoters：Education and Social Class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Upper Canada）；唐纳德·威尔逊（Donald Wilson）、罗伯特·M.斯坦普（Robert M.Stamp）和露易丝-菲利普·奥代特（Louis-Philippe Audet）合著的《加拿大教育：历史记录》（Canadian Education：A History）等。(www.xing528.com)

美国教育史家凯茨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The Irony of Early School Reform，1968）和《阶级、官僚机构和学校：美国教育变革的幻想》（Class，Bureaucracy，and Schools：The Illusion of Edcuational Change in American，1971）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进行研究，认为社会领导者和工业企业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创造和扩展教育机会，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工人阶级和穷人，美国教育史家应重新思考阶级角色在教育变迁中的作用，教育在专业化中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社会改革工具的作用。鲍尔斯与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美国教育史，在西方教育理论界产生强烈反响。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让-克劳德·帕斯隆（Jean Claude Passeron）合著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否认法国学校在传授人类的一般价值与文化，指出学校“以其无法替代的方式使阶级关系结构永存并使之合于法律”^[14]，不平等的学校教育再生产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法国学者勃德罗和埃斯达伯莱指出了法国学校的资本主义性质。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教育史学者开始接受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的观点，抨击美国激进教育史学不适合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鲍勃·贝赞特（Bob Bessant）在《殖民地时期的教育和维多利亚国家》（Schooling in the Colony and State of Victoria）和《母亲和孩子们：1860年至1930年时期澳大利亚的孩子和青年》（Mother State and Her Little Ones：Children and Youthin Australia 1860s—1930s，Melbourne：Centre for Youth & Community Studies）两本书中，借鉴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学校教育和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帕廷顿在《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期刊上发表《两个马克思主义和教育史》（Two Marxisms and History of Education）一文，阐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和意识、国家和教育的观点，并论述了新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最后分析了澳大利亚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家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