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研究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仍然是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我国多数教育史学者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个前提假设从事教育史研究。因此，我们在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教育史研究时，应该关注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新动态和成果。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有多种类型。过去几十年间，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正统地位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就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涵而言，是苏联哲学界于20世纪上半叶按照列宁主义，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它们均不了解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了解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以实践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而主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必然性为主要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即经典唯物史观。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上述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经历了各种变化，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基本框架和主导精神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由于这一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没有全面、深刻地反映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实质，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展现出一些局限性和历史失误，因此，这些特点也常常是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非议的主要之处。

我国一些学者也曾探讨过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如著名学者蒋大椿撰文《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分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并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做了分析和综合的探索，勾画出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7]陈启能、于沛和姜芃等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也对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如历史规律问题的新思考，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新思考，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并考察了几个具体国家的情况。^[8]李杰探讨了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中国化问题，认为从方法论上讲，当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去研究历史时，主要的史学方法论范畴应该包括：历史事件叙述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历史规律解释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历史进程分析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9]董欣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一文中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各种片面和局限，构建科学和系统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这一时代要求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并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为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10]应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能为研究世界教育史或全球教育史提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指南。(www.xing528.com)

近年来，我国教育史学的发展十分迅速，包括系列教育史教材的编写和学术取向的教育史作品已经或即将问世。是否应当关注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问题，以及如何确定撰写教育史学作品的前提假设，这些都是十分重要并需要深思的理论问题。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还有助于研究战后西方教育史学史，因为马克思主义曾对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美国激进派教育史学和加拿大新教育史学等。英国学者安迪·格林（Andy Green）在《教育与国家形成：英、法、美教育体系起源之比较》中就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提出了国家形成对于解释现代教育制度起源的重要意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