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目前大致已达成共识：狭义的史学理论是指对历史学本身和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比较多的是对历史过程理论问题的研究，而对于与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包括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新领域和新流派、跨学科和跨文化史学研究、历史写作理论等都研究较少。这表明我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发展的脱节和隔阂。[3]早在20世纪初，西方史学出现了从传统实证史学向跨学科的新史学的转变，出现了研究历史认识论的潮流。西方历史哲学逐步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4]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史学界也提出了研究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在采用计量史学和历史人类学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坚持改革开放。1980年，中国史学会获准第一次组团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近年来，史学理论界继续主张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但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防止、发现和克服来自极左的和极右的干扰。
如果以19世纪和20世纪为分界线，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基本内涵，对它的界定不会产生歧义。而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则出现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存的格局。一方面，它同当代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其他理论成果交汇形成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它被运用于不同地区的实际革命进程，导致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型，即社会主义模式。这样，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便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从当代马克思主义流派方面来说，不仅有长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还包括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长期以来，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常存在着僵硬的意识形态对立，缺少自由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应以积极态度来对待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和多样化格局这一事实。“实际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不能不与体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的人类思维成果交汇；另一方面，它不是人类未来的预言者，而是现实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因而不可能不经历自身形态的变化。”[5](www.xing528.com)
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in History，1978）一书中指出，在导向反对唯心主义历史学的各种因素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史学史的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词义上说）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的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体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真正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体观，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即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按年代顺序记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为此目的就应当使用一整套成熟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确地指出，这些抽象的概念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总之，马克思从来不否认历史过程或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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