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教育史学是战后西方教育史学流派发展中的另一支劲旅。20世纪70年代，妇女史在西方兴起，并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中的专门领域，构成新史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关系密切。妇女史是在批判社会史只重视社会群体中的男性而忽视女性的前提下诞生的，包括女权运动史和妇女社会史，把研究重点转向过去普通劳动妇女在劳动场所和家庭的经历，中心仍是妇女解放问题，而这又和性别史联系起来。30年来，妇女史已从单纯关注妇女的历史转变为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即妇女—社会性别史（women & gender’s history）。社会性别概念成为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性别不仅是生理上的差别，而且是社会角色的差别。20世纪90以来，文化史取向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建立在文学批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基础上。西方妇女史家注意到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历史经验的差别和妇女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主张根据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等多元主体身份研究女性，并用发展眼光来动态地研究妇女的历史，进而将文化研究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补，努力打破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运用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9]
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史学研究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妇女教育史研究，相关作品在西方各国不断问世。1992年，J.珀维斯（J.Purvis）发表《英国教育史学：一种女性主义批判》一文，批评英国教育史学界面对女性主义的挑战表现得行动迟缓，认为英国教育史学界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学术世界，其研究重点是男人或男孩的教育，女人和女孩的经验往往被弱化，应该改变这种状况。1993年，她又研究了1860—1993年黑人女权主义者思想的发展在教育中的作用。[10]C.赫德（C.Heward）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了英国公学。[11]1992年，P.阿尔伯丁尼（P.Albertini）编写的《19—20世纪法国的学校：女子大学》研究了近现代法国女子大学的发展情况。1982年，德国学者A.T.艾伦（A.T.Allen）的《心灵的母亲：德国女权主义者和幼儿园运动：1848—1911》一书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研究了德国的幼儿园运动。[12](www.xing528.com)
2000年，英国学者J.古德曼（J.Goodman）和J.马丁（J.Martin）在《打破分界线：社会性别、政治学和教育经验》一文中指出：“近几年来，历史学家受到妇女、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史的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考察教育史中的社会性别状况和男女两性教育经验的历史研究急剧增加，这种状况是由教育理论和女性主义研究中将社会性别和权力联系起来引起的。最近，历史学家，如女历史学家和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更受到后建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男性与性别特征的社会建构历史视角的冲击。其结果是在拓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引起论战”[13]。在教育史学会于1999年10月在温彻斯特举行的教育史年会上，历史学家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公开辩论。最后，来自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达成了共识：社会性别问题不只与性别问题相联系，还应与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不同状况相联系，应该打破社会性别、政治学和教育经验的分界线。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史如何阐明社会性别、政治与教育经验之间多元联系的不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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