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前沿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当代西方诸多新史学流派中独树一帜的史学劲旅。首先应注意区分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学术派别，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前者本身是一股思潮，一定程度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某个流派结合的一个综合体，涉及哲学思想和历史观及方法论等历史理论。而后者属于具体史学实践范畴，即主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观点研究具体历史问题，它是既直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影响，又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史学流派。^[7]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容强大而引人注目，它以理论见解独到、学术成果卓著和不忽视历史学的现实关怀而蜚声国际史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系统地创立和运用了“自下而上的”（from below）的理论和方法；不单纯用经济的方法研究阶级，还采取了社会文化学方法对阶级进行综合考察；吸收了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从事历史研究，树立了总体社会史观，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包容社会各方面的理论模式。

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在战后西方尤其是英国得到令人瞩目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的有益结合催生了许多有创新意义的史学作品，并对社会史取向的教育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家在英国成为“自下而上的”教育史学的领军人物，该流派的著名代表是E.P.汤普森（E.P.Thompson）和B.西蒙（B.Simon）。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被视为解释劳工阶级兴起的经典，也可以视为广义的英国工人阶级教育史。该著作主要研究了英国历史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汤普森对人类经验和文化的重视，有利于纠正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偏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尽管恩格斯晚年力图纠正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经济决定论的认识偏颇，汤普森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鲜有能够从具体研究中弥补这一认识缺陷。汤普森成功引入兼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经验’概念，从过程中理解阶级与阶级斗争，从文化纬度理解平民的自我决定和自我发展，将历史唯物主义用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为历史唯物主义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8]。应该指出的是，汤普森忘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原则，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是长期历史变化的最深源泉。他也承认自己的研究中缺乏经济性的分析。此外，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阐述在学术界也存在争议。

西蒙在1960—1991年间陆续出版了四卷本英国教育史，其中第一卷《两个国家与教育结构：1780—1870》和第二卷《教育与劳工运动：1870—1920》集中探讨了工人阶级教育问题。他批评英国19世纪末所形成的教育结构充分反映出阶级色彩，一轨为上层子弟而设，一轨为劳工子弟而设，俨然置身于两个国家之中。西蒙力图从阶级冲突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英国教育体制形成的原因，通过对历史上英国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群众为积极争取教育权利的不懈斗争的研究，呼应实现英国的综合中学改组运动，把批判性与建设性融合在一起，从而突破了英国传统教育史研究的辉格派史学传统，朝着社会史研究方向发展。西蒙的研究得到英国教育史同行的认可。2003年，英国教育学会的年会围绕纪念布赖恩·西蒙及其教育史创作而召开，这是该学会有史以来首次把例行年会安排成对单个会员的纪念会。(www.xing528.com)

英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的最大特点是紧密地与教育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分析教育史。随着20世纪80—90年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右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都遭遇冷漠。此外，由于西方新史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日益明显地陷入困境，处于不断的争议之中，这对于与新史学十分密切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产生不利影响。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个学派在90年代被削弱了，但它作为一种一般的科学研究方法却普遍地不同程度地得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