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纳斯·布罗克特(Linus Brockett)在《教育的历史与进步》中说道:“一个民族的教育承受着一种恒定的重要的影响关系来自其造诣和卓越——物理、心理和道德。民族教育既是民族性格的事业,又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因此,教育史是人类历史和民族的唯一准备和完善的钥匙——根据人类进步的路线估算其前进或后退的可靠标准”[31]。在美国早期教育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教育史学家,其中亨利·巴纳德(Henry Barnard)、保罗·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以及E.P.卡伯莱是早期最具民族国家情怀的美国教育史学家。
(一)巴纳德——把德国经验搬回美国
在早期美国的教育史家中,不得不提的著名人物是亨利·巴纳德。巴纳德1811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一个清教徒家庭,具有生气勃勃而又虔诚的性格。巴纳德是一名辉格党成员,曾担任过州和联邦教育行政长官,他为公共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美国内战后,民族向心力和国家政府的权力大大增加,美国政府开始正视教育复兴计划。1864年8月18日,A.J.埃克霍夫(A.J.Eickoff)在全国教师协会成员前发表演说,倡导联邦教育局获取交流信息,政府必须认识到公共教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公共教育不能仅仅靠直接的鼓励,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影响,使人们能够把与它相关的事情看作最高利益。教育部应当像农业部一样单独设立。正是在巴纳德的推动下,美国于1867年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即美国联邦教育局。[32]巴纳德担任了美国联邦教育局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在他任职期间,为美国各州的公共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一名教育史家,1855年5月,巴纳德担任了在他的推动下成立的“美国教育促进会”的主席,开始编辑出版《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传播教育信息。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巴纳德投入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使该杂志出版了30多年,达32卷之多。
在重视教育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巴纳德强调对比国外教育状况,着眼于本国教育实际情况进行改革。他认为,教育资料的收集和比较,可以帮助人们以及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师开阔眼界,在比较中区分好坏优劣,有目的地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经验,以便适应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33]在巴纳德看来,将欧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介绍给美国可以开阔美国人的眼界,能促使美国人从国情出发,有目的地吸收欧洲先进教育思想和做法,从而促进美国教育发展;将国内各州的教育情况汇总一处,便于人们比较鉴别,看到差距,起到统一思想、激励进步的作用,从而推动教育发展。
此外,巴纳德认为要在充分了解其他国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着眼于本国的教育实际,有选择性地学习。他在赞扬欧洲教育制度的同时,肯定了美国教育的实用性特征。在历史条件和大的现实环境下,美国和欧洲的教育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巴纳德曾说“欧洲并没有像我们的公立学校那样,产生了与我们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实干的有能力的人物”[34]。美国注重务实的文化传统,因此美国教育培养的是与美国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实用人才,而欧洲特别是英国教育则不同,他们侧重强调学术性。[35]因此,在引进他国经验的时候要注意本国国情,不可生搬硬套。
1849年美国教学协会一份会议记录的注释很明显地表明,巴纳德一直怀有撰写一本原创性的教育史著作的抱负:“据称,康涅狄格州的亨利·巴纳德计划编写‘教育史’,会议决议是我们对巴纳德编写教育史的能力充满信心,而且我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提供任何的帮助。”[36]1859年,他的一位朋友也曾说道:“完整的美国教育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写出;让我们寄希望于这位长期以来致力于编写它的杰出学者(尊敬的亨利·巴纳德),他的生命和健康足以让他完成这项工作,而且我们相信他会不负他的盛名。”[37]尽管巴纳德最终没有完成写作工作,然而却为美国提供了从殖民地到大约1880年教育发展的无与伦比的一手和二手资料集。[38]可以说巴纳德是美国教育史的开山祖。美国教育史界的著名杂志《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设有“巴纳德奖”,对教育史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给予奖励。
(二)孟禄——美国民主主义的捍卫者(www.xing528.com)
保罗·孟禄出生于印第安纳州麦迪逊北部一个基督新教家庭,1890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富兰克林学院,189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99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此外他还在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过讲学。孟禄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捍卫者,他的言行都反映了他对美国教育民主的愿望。纵观孟禄一生的教育实践以及教育著作,他始终坚持着一种信念就是为实现美利坚民族民主与自由的理想而奋斗。他曾说过:“民主的本质是所有人,不管是聪明的还是落后的,都应该有充分发展的平等机会。”
孟禄的著作所表现的思想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著作主要有《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教育史料》[39]《托马斯·普莱特与16世纪的教育复兴》和《教育史教科书》[40],在前两部著作中孟禄受19世纪德国史学的影响,力求公正客观地呈现原始史料,介绍欧洲古代以及近代教育思想。孟禄的《教育史教科书》是美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美国教育史教学的主要教材。孟禄除了延续以往对客观史料的关注以及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思想,还试图以美国本土特有的实用主义理念贯穿全书。而到了《教育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孟禄改变了以往对教育史发展历程忠实记叙的表达方法,而试图为了解决美国社会教育实践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行写作,为此他邀请美国教育界的专家进行帮助,最大限度地保证全书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不仅如此,孟禄在全书体例的编排以及将教育融入社会的系统化观点方面,真切地体现出进步运动和进步史学对其教育史学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1918年,孟禄还出版了一部社会学著作,书名是《美国精神:世界民主的基石》(The American Spirit,a Basis for World-Democracy)[41]。这是一本美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关于“如何树立建设性爱国主义理想”的演讲稿汇编。该书作者站在美国国家主义立场上,将美国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设想成为全世界和平发展的精神基石,表现出孟禄始终如一的民主主义情怀。
对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公共学校教育制度是其不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美国教育界一直引以为傲的标志。因此,孟禄很自然地将公共学校教育作为其重塑美国民主化形象的一个绝佳载体。显然,孟禄没有辜负其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教育史学家的责任。他在象征着其一生教育史研究最高感悟的《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一书中,对美国公立学校的起源、建立、发展和繁荣的整个过程进行了十分详细的研究。尤其是对美国公立学校如何战胜各种非公立教育机构,并最终占据美国教育的统治地位的历程,描述分析细致入微,鞭辟入里。[42]可以说,孟禄将美国教育史学中对公立学校的“颂歌”模式推向了最高峰。这部收山之作再次表现出他对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深信不疑。虽然已届古稀之年的孟禄对教育史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不再那么笃信和乐观,但是他对于美国教育民主进程的标志——公共学校制度,仍旧保持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依恋。
(三)卡伯莱——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宣传大使
卡伯莱,1868年6月6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安德鲁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家里的独子,又生活于南北战争后美国迅速崛起的时代。他在斯坦福大学受到J.D.乔丹(J.D.Jordan)博士的很大影响,并在斯坦福担任教职,随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与孟禄、桑代克、罗素等人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分享着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最新思想的成果。在孟禄的指导下,卡伯莱于1902年发表了《教育史课程提纲》[43],比起之前的教育史作品,该书更强调教育史与其他社会背景的联系。后来,卡伯莱还承担了孟禄《教育大百科全书》学校管理部分的撰写工作,并于1919年出版了《美国公共教育》。卡伯莱不仅是有名的教育史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管理研究专家。贝林批判卡伯莱的传统教育史学模式,但他对卡伯莱本人却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为《斯坦福的卡伯莱及其对美国教育的贡献》所写的书评中,他写道:“事实上,卡伯莱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其学术成就远超出其他所有人,并对他那个时代及后世产生重要影响”[44]。卡伯莱的《美国公共教育》一书最能体现他对美国教育作用的理解。卡伯莱的著作中早已隐含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科学主义和社会进化,带着冲突—进步的教育史观,卡伯莱撰写了一部美国公共教育的史诗,向读者讲述了一个美国国家教育的故事。
卡伯莱对于教育在社会建设和进步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教育是一种建设工具”。他指出:“在一百年以前,教育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非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在今天,它正日益成为检验政府政绩和国家进步的尺度。教育在塑造我们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45]。卡伯莱认为,美利坚民族的统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巩固,都有赖于美国公共教育的发展。公共教育担负着同化各国移民的重要作用。卡伯莱当时对美国公共体制抱着极大的乐观态度,他认为美国并没有把公共教育放在排他性的位置上,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竞争会促进公共学校的发展。美国公共教育的目的是服务于全体人民,学校是免费的并对全体儿童开放,教育日益从一种慈善行为变为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民深信一种自由的、没有宗派主义色彩的、对全体人民开放的公共教育体制是合理的。卡伯莱站在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谱写了一曲美国公共教育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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