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建国史不同于其他国家，从殖民地到一个独立的国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几级跳”：北美最初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17世纪初出现了欧洲人的定居点，到1776年13个英属殖民地变成了13个独立的邦国（state），这13个邦国在几年里组成了一个邦联，到1788年邦联又转变成联邦。[19]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是在经历了与母国政治经济上的矛盾，情感上的不断疏离之后才形成的。在短短的两三百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不依靠血缘结合，而是靠身份的认同结合在一起。美国经过南北战争后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猛发展，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其间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社会道德的滑坡等问题，成为美国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进步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潮。进步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功能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新思考，无论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反击巨型公司掌握的权力，还是使市场变得更加文明和人性化，抑或是为产业自由提供保障。进步主义者从镀金时代的改革得失及欧洲立法实践中汲取经验，寻求建立一种能动主义式的、具有社会良知的政府。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修正一种观念，不再将政府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危险，而是将其视为“解决国家弊病的工具”。[20]这为教育国家化提供了合理的证据。今天无论何地的国家（nations）皆视其人民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ir people）与他们的民族的（national）、社会的、经济的、工业的和健康的进步休戚相关，而且推动或促进他们的民族利益和繁荣与控制和指导公共教育的国家制度（state system of public instruction）被看作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功能（state functions）。[21]每种民族性国家教育制度都体现创造这种制度的国家特征。对于美国而言，民族性国家教育制度最显著的体现是其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美国人关于教育史的写作开始于科顿·马瑟（Corton Mather），但直到19世纪中期之前，这个话题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美国早期教育史著作大量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美国作为民族国家迅速发展的关键时间。政治上的独立、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使得美国人文化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早在1837年，爱默生就发表了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的讲演《美国学者》。他指出，“我们依赖别人的日子，对于其他国土的学识悠长的学习时期将近结束了”，“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22]。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种摆脱对西欧文化的模仿和依附、建立独特的美国文化的意识，进一步深入人心。教育史学也深受这种文化独立意识的影响。第一本美国教育史著作的作者理查法·G.布恩（Richard G.Boone）在写作目的中强调是为了给美国教师介绍美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而进行的写作。可见，在19世纪后半期，教育史写作由之前学习欧洲转向研究美国，这种转向体现了美国民族国家对教育史学界的影响。
此外，从教育史学的研究内容而言，民族国家的教育制度成为早期教育史学研究的焦点，探讨教育在美国国家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史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教育在美国国家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同时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教育史家在社会转型时期锐意改革，为美国民族意识的形成肩负起重大的责任。早期服务于国家的美国教育史是如何书写的？这种历史书写带有怎样的史观？关于公共教育制度的历史书写是美国早期教育史学在民族国家语境下最突出的表现。
对于美国而言，探讨教育对国家产生作用的主题离不开公共教育制度。为什么要坚持公共教育，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国家，用公共经费支持“公共教育”是不是美国教育史学中的一个“悖论”。美国的公共教育正是在分权政治的状况下，“任何发展都源自该团体外在的或前进的力量，而不是在走下坡路的政府”[23]。教育几乎在所有地区都是处在强有力的集权政治的领导之下，国家主义对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君主和政府也不断地干涉其中，但美国的公共教育却是在一个分权的制度中兴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了典范式的学校公共教育形式的国家也是国家机器干涉最少的国家。这个国家被一台“看不见的机器”操纵着，中央政府的管理非常含蓄。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随后许多思想家，把这种中央集权的空缺看成是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一个没有封建历史、拥有无限的土地和机会的国家的宝贵财富。托克维尔讲道：“在美国，社会为其自身进行着自我管理……国民参与选择制定法律，也参与选择政府机构来执行这些法律；这几乎可以说是自治。由政府机构管理的环节很薄弱，也很有限。权威们不敢忽视他们的群众基础，因为他们的权力正来源于此”[24]。(www.xing528.com)
从美国教育史的记载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各州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教育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教育在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美国这样一个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来说，这片土地在美国独立之前从来没有建立过国家机构，因此教育对于建立这个国家的民族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美国形成自己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教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存在分歧，工人与民主党，辉格党和教育改革者建立广泛的公共教育作为美国民主不可或缺的制度。[25]
公共学校最强大的支持者主要是处于主流地位的、说英语的社会中上层新教徒。他们把公共学校看成是对社会经济下层进行社会控制的机制，他们希望通过公共学校能实现移民儿童的美国化，实现广大民众的社会化，进而使他们遵循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杰拉尔德·L.古特克（Gerald L.Gutek）认为，在这种情境中，社会控制意味着“通过制度化的教育，将主流群体的语言、信念和价值观强加于外来者，尤其是对那些不说英语的移民。公共学校就是要通过强化主流集团的语言和意识形态观点，来创造美国生活的一致性。例如，通过培育一种基于新教教义的普遍价值观，公共学校造就了美国社会同行的道德规范”[26]。许多社会团体也把公共学校看作钳制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工具。知识是放纵的解药：“正如我们要提升人的存在一样，……这么做，是为了把他们从可耻的恶习和毁灭的罪行的诱惑中解救出来”[27]。由于公立学校体系的发展同东北部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移民和城市人口的激增以及北部城市的确越来越明显的种族和阶级对抗是同时发生的，因此许多人下结论说这就是导致改革的社会力量。[28]历史学家普遍同意这一时期公共学校运动改革获得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支持这一论断。[29]反对由州税收支持建立公共学校的人组成了一个极其异质的联合阵线，这个阵线包括：希望保持自身的文化特征，并用他们的母语独立办学的路德派教徒和门诺派教徒；反对清教徒领导也反对爱尔兰人对公共教育问题的偏见的天主教徒；一些人认为分流教育助长了种族主义，降低了公立学校教师对黑人学生的期望；还有一些遵循杰斐逊“最小化政府”传统的人；反对任何集权的民主人士等。尽管他们最终没有阻止公共学校系统的建立，但他们也成功地保住了独立的天主教学校系统，也促使各公立学校保持了文化的多元性。而支持学校改革的则占大多数，他们有比较统一的目的，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中包括辉格党、民主党和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者。有大量的证据表明，19世纪30年代劳工组织支持扩展公共教育。[30]总而言之，美国公共教育的形成、发展、影响等问题不仅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史家们的研究重点，一直到今天仍然能引起学者的关注。
因此，可以说美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教育史学的兴起是在美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而这一时期美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成为了早期教育史学者们写作民族国家教育史最主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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