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前沿研究及未来趋势展望

进入21世纪，欧美新一代的大学史研究者如美国的克里斯托弗·P.洛斯（Christopher P.Loss），安德鲁·杰维特（Andrew Jewett），玛格丽特·奥玛拉（Margaret O’Mara），亚当·尼尔森，玛丽贝斯·盖斯曼（Marybeth Gasman），英国的汤森·皮奇（Tamson Pietsch），文森特·卡本迪尔（Vincent Carpentier），德国的克里斯蒂安·特里奇（Christian Tilitzki），法国的艾曼纽尔·皮卡德（Emmanuelle Picard），比利时的皮特·杜鸿（Pieter Dhondt），荷兰的里恩·多斯曼（Leen Dorsman）等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为大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风气和活力。新一代大学史研究者的崛起反映出两个事实：第一，历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大学史的研究；第二，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以往过于偏重中小学教育史尤其是公立学校教育史的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纠偏。

在法国，大学历史的断裂和大学权力的弱化导致学者们往往只认同于所在的学科，对所在的大学没有太多身份认同。也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法国学界对法国大学史的研究非常少，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学科史领域。^[43]最近十几年来，在克里斯托弗·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艾曼纽尔·皮卡德等学者的带动下，法国学界对大学史研究的兴趣正在上升。

在美国，中小学教育史在教育史中的绝对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大学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00—2001年、2011—2012年，美国教育史学会当选的12位主席当中，有四位大学史研究者。而在之前的30多年中，只有道格拉斯·斯隆（Douglas Sloan）、尤根·赫伯斯特和杰宁斯·凡古纳（Jennings Wagoner）这三位大学史研究者当选过学会主席。

与此同时，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新的研究议程、研究组织、网络开始形成。2007年，北欧的大学史研究者发起成立了“芬兰大学史与高等教育史研究网络”。在比利时，为庆祝2017年根特大学200年校庆，该大学的公共史学研究所在2010年成立了“根特大学记忆”（UGentMemorie）小组，并于2011年举行“纪念的学术文化”国际会议。在挪威，为2011年奥斯陆大学200年校庆撰写校史的工作推动了该国学者对大学史研究的兴趣，该校的大学史论坛在2011年举办了“重新思考现代大学史”的国际会议。在德国，西维娅·派莱兹恰克（Sylvia Paletschek）正带领其研究团体从事“大学、科学与公众”项目的研究。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这一时期以大学史为博士论文题目，并逐渐成为这一领域学术新秀的有2000年在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获博士学位的玛丽贝斯·盖斯曼，2005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高教所的蒂莫西·里斯·该隐（Timothy Reese Cain），2007年获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的克里斯托弗·洛斯，200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斯哥特·盖尔伯（Scott Gelber），等等。

在研究内容与范式方面，随着全球化、国际化趋势的增强，全球史的影响也渗透到了大学史研究领域，表现在越加注重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联系和网络。例如，法国大学史研究者克里斯托弗·夏尔勒在2004年的文章中研究了1890—1930年间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之间的跨国学术网络。^[44]英国学者汤森·皮奇研究了1850—1939年间英国大学及其殖民地或附属国大学之间的学术网络。^[45]美国学者丹尼尔·列维（Daniel Levy）则研究了美国对拉丁美洲高等教育援助的历史。^[46]

另外一个趋势是政策史与政治史研究范式的兴起，主要表现为从历史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英国学者哈罗德·西维尔（Harold Silver）2003年的著作从高等教育价值和国家目的这两个维度分析了20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史，^[47]另一位英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迈克尔·夏托克（Michael Shattock）2012年出版的新著《英国高等教育中的政策制定：1945—2011》从高等教育结构、财政驱动力、研究与政策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二战后的英国高等教育政策史。^[48]

大学史研究的繁荣部分地是由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所推动的。各个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间点不同，因此大学史研究的兴起也有先后。20世纪80年代后，知识社会话语在欧洲的兴起以及人们对大学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角色的期待，大大推动了该地区学者对大学史研究的兴趣。从地域的视角看，域外大学史研究在美国最为发达，英国、德国次之。在英国，牛津、剑桥两校长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垄断性地位，绝大部分英国大学成立于20世纪，历史相对较短，因此大多数大学史的经典研究瞄准牛津、剑桥两校，并造成大量大学史研究者出自这两所大学的局面。法国和意大利是中世纪大学的发祥地，因此也聚集了一批专门的大学史研究者，但在法国，大学发展的历史断裂和大学组织的不稳定性阻碍了这一领域的发展。在深受欧洲大学传统影响的荷兰、丹麦、比利时等国，大学史研究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发展迅速。(www.xing528.com)

当然，无论在历史研究领域，还是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大学史研究者都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学术共同体。大学史研究受到主流史学范式的影响，但有时对主流范式的反应较慢，如妇女史在20世纪60年代即兴起，大学史领域对妇女高等教育的考察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成为潮流。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大学史研究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有了专门的学术期刊。不管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学者们的交流也都有了稳定的学会组织或学术网络。在历史学博士项目和高等教育学博士项目中，大学史研究都是一个博士层次人才培养的方向。可以认为，大学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初步制度化的专门性研究领域和人才培养方向。

乐观地看，尽管大学史领域的发展在制度上所获得的支持在历史院系或教育院系都不属于优先序列，但大学史作为学术研究领域已有200年的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知识基础，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和问题领域，研究范式日渐多元。可以预见，随着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愈加重要，学界对大学史研究的兴趣会更加浓厚。

但也应当看到，从世界范围看，大学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发展面临着几大挑战或困难。首先，很多大学史研究著作都源自校庆庆典尤其是50年庆典或100年庆典，这类研究可以在短期内极大地刺激对大学史研究的兴趣，但无法对这一领域的长远发展提供稳定的、持续的支持；其次，从研究队伍的稳定性来看，情形亦不甚乐观，尤其是在历史院系从事大学史研究的学者，往往只是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关注大学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后就发生了转移。

回到中国的情境，则挑战尤为严峻。我国最早的大学产生于19世纪末，历史较短。学界对本国大学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囿于院校史或通史，缺乏以社会史、思想史或文化史范式为指引的专题性研究。西方大学史研究发展较快，但在原始资料的利用、研究的深入性等方面尚有待提高。就制度化水平而言，尽管教育院系或高等教育研究所很多均开设了大学史课程，配备有专门的师资力量，但对大学史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获得的科研资助也相对较少。此外，我国迄今尚无一份专门性的大学史研究期刊，^[49]这对于推进大学史研究的专门化甚为不利。这些表明，我国大学史研究的制度化水平明显低于西方国家。要推动大学史研究的发展，必须一方面为其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如创办专门性的刊物、组建学会），另一方面应突破院校史和通史的传统藩篱，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不同学术范式对话，鼓励学者从事更加具体深入的专题性研究。

（沈文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