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欧美大学转型与研究热潮

19世纪是史学研究逐渐迈向科学化、专业化的时期。尤其是在德国，史学研究甚至成为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基本范式。受史学潮流的影响，一些学者将历史学的方法用于研究大学组织，严格意义、学术取向的大学史研究开始出现。

19世纪是大学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诞生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卓有成就的著作包括德国学者德尼福尔于1885年出版的《1400年前的中世纪大学》，英国学者拉什戴尔于1895年出版的《中世纪欧洲大学史》，德国学者鲍尔森于1885年出版的《德国大学与学校的历史》，等等。另外一些著作如维克多·胡伯尔于1840年出版的《英国大学》，罗伯特·威利斯和J.W.克拉克1886年合著的《剑桥大学建筑史》等，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德国大学史研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院校史研究异常发达，既包括由校庆催生的著作，如麦克斯·托本于1844年在柯尼斯堡大学300年校庆之际写作的《柯尼斯堡大学的创建》^[5]，以及鲁道夫·科克在校庆50周年所出版的柏林大学校史^[6]。也有一些非校庆性的历史著作，如埃米尔·罗雪尔1855年的《哥廷根大学的创建》^[7]，乔汉·霍茨于1862—1864年间相继出版的《海德堡大学史》^[8]。

在英国、德国之外，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均有一批大学史研究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赫尔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主编了一套“美国教育史丛书（1887—1903）”，其中包括多本大学史著作。^[9]耶鲁大学学者富兰克·林德克斯特对耶鲁大学的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包括1885年的耶鲁大学早期校友传记研究^[10]，1887年出版的《耶鲁大学简史》^[11]，等等。法国著名教育学家布里埃尔·康帕亚的《阿贝拉德与早期大学的起源》一书在法文版付印前就被翻译成英文，并于1893年在美国出版。在意大利，1888年博洛尼亚大学隆重举行了800年校庆典礼，受此刺激，一大批博洛尼亚大学以及其他欧洲大学的历史著作应运而生。^[12]

受兰克学派实证史学的影响，当时的大学史研究非常注重原始档案的收集和考证。英国学者约瑟夫·福斯特于1887—1892年间汇编的《牛津校友：1715—1886》（四卷本）和《牛津校友：1500—1714》（四卷本）、德国学者德尼福尔于1894年编成的《巴黎大学法令汇编》（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为后世的大学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大学史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彼此的存在，甚至出现了一些合作和相互译介，某种意义上的“无形学院”已经初步形成。维克多·胡伯尔的《英国大学》（1984）在出版三年后就被译成英文。拉什戴尔在1895年出版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前言中指出，大学史研究者中，他受益最多的就是德尼福尔神父的著作。^[13]他坦言：“在有些情况下，一些次要大学的历史已经被德尼福尔利用梵蒂冈或其他地方的档案第一次发现或重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只是对他的研究结论进行概括。”^[14]

回到前面提到的知识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大学史研究会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产生第一波热潮？

首先，19世纪下半叶是欧美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波大学史研究热潮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改革对历史反思的诉求。英国大学改革涉及的问题尤其尖锐、复杂，且波及面广，如吸收非英国教徒进入牛津剑桥，引进德国重视科研的教授制度，将现代实验科学引入大学本科课程，废除要求学院导师独身的制度，调整学院和大学的权力关系，等等，这些改革倡议在当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弗朗西斯·威廉·纽曼（Francis William Newman）为维克多·胡伯尔所著《英国大学》一书的英译本写了一篇长达36页的编者前言，谈论了他对英国大学改革的看法，并希望该书能够激发读者对大学价值和尊严的思考。^[15]

其次，正如雅克·韦尔热（Jacques Verger）所分析的，这一波研究热潮从19世纪末持续至1918年前后，它与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大学本身的复兴有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