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别教育史学研究方面，主要对美、英、法、德和澳大利亚等多国的教育史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006年，笔者在《美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嬗变》一书中提出了百年美国教育史学史研究的宏观阐释框架[14]，认为在19世纪形成了美国公立教育史研究的史诗模式，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这种美国教育史研究的传统模式受到了挑战，并在国际史学发展的影响下发生了深刻的嬗变。美国传统教育史学模式以卡伯莱编写的教材《美国公立教育》为经典代表，在美国教育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美国新教育史学的代表作是克雷明三卷本的《美国教育》。有学者认为，《美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嬗变》一书“展示了上述美国教育史学百年发展历程，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教育史学史的专著，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国别教育史学史”。[15]
2008—2011年，有学者陆续发表数篇论文，从教育史观、教育史学认识论和教育史编撰方法等维度较为深入地研究了劳伦斯·克雷明的教育史学思想，认为从总体上看，克雷明的教育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传统的卡伯莱时代的教育史观，但不再是单线进步史观，而是一种立体多元的教育史观。克雷明在教育史料的选择上不再像传统史家那样主要注重档案，也注重其他各种史料，如布道词、个人传记和书信等。在教育史编纂上，克雷明努力综合叙述和分析两种方法，发展了一种面向问题的叙述史学写作模式，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教育史从传统教育史学向新教育史学的变革。[16]2015年，有学者撰文研究了美国新教育史学转向中的问题意识，认为美国教育史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向新教育史学转向。其中在书写范式上的转向最具有代表性，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的叙述到以问题意识为基础的叙述。”[17]
在法国教育史学研究方面，有学者研究了20世纪中期以来法国教育史学的发展情况，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教育史学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获得迅速发展。“其发展特点具体表现为跨学科研究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大量应用，研究视角的转换，史料获取方式的多元化和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18]作者也注意到教育史领域的扩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是教育史学科的特点更加弱化了。
在英国教育史学研究方面，2011—2014年，有学者研究了战后英国教育史学的发展及趋势，以及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英国教育史研究的转向，认为受西方历史学转向和教育理念更新的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教育史学研究从传统教育史学模式向新教育史学迈进。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碎化和缺乏实用性等问题，教育史学科面临被撤出师资培训课程的危机。经过多年努力，英国教育史学者日益重视教育史研究的实用性，注意复兴民族国家教育史研究，“促成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使英国教育史研究逐渐走出危机，并重新赢得在教育学大家族中备受尊崇的地位”。[19]2015年，有学者在《英国教育史学：创立与变革》一书中充分肯定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是当代西方教育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并以传统教育史学、新教育史学和全球教育史学三个范型的转换为主线，系统地研究了英国教育史学演变的历史进程。[20](www.xing528.com)
在德国教育史学研究方面，笔者研究了19世纪德国经历的深刻思想变迁，揭示了近代德国历史学的民族特征，介绍了1945年以来德国历史学界的反思，并思考了对德国教育史和德国教育史学史研究的启示，尤其重视德国教育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和政治语境对教育史学发展的影响。[21]有学者研究了战后德国新教育史学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认为新教育史学的发展使德国学界扩大了“教育”概念的内涵，拓展了教育史研究领域，并广泛采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当然，“新教育史学也受到诸多批评，如教育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化特色，并且在当今德国的教育史研究中，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22]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战后澳大利亚教育史研究模式发生的主要变化，认为“传统传记和集体传记方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教育史学的势力，和新教育史学家一起推动了澳大利亚教育史学的发展”。[23]还有学者研究了21世纪以来加拿大教育史学科的新发展的主要特点：“研究主题广泛而有时代特色；注重对本土教育史学、传记研究；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关注大学史研究以及对女性主义教育史研究的创新；注重加强学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的培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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