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要从事西方教育史学领域的研究，首先必须关注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笔者研究了外国教育史学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区分了教育史和教育史学史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认为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教育史学史则是对教育历史认识的再认识，反思的再反思”。^[1]大多数教育史研究者主要致力于从教育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研究视角去探究，对于教育史著述本身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研究主体对于教育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从教育史学史的视角对其进行对反思。其次，探讨了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在对美国教育史学史上的两位著名代表人物E.P.卡伯莱（E.P.Cubberley）和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的教育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单单史实本身不可能自发地或自动地形成教育史学，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为教育史学的，是要靠教育史家的思想”。^[2]再次，从教育史研究前提假设的意义出发，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在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教育史研究时，应关注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最新动态和成果；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还有助于研究战后西方教育史学史，因为马克思主义曾对西方教育史学研究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3]最后，探讨了民族主义与西方教育史学研究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意义，从民族主义视角关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的兴起及其当代转型，以及民族主义对西方教育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进而反思了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的历史发展的若干问题。^[4]笔者认为，民族国家史学的发生和发展在西方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兰克史学的成功就在于确立了民族国家史学的范式，但民族国家史学也存在一些明显弊端，突出表现在民族国家史学是西方中心论在历史著述上的集中反映，即强势文化或文化霸权的反映。应关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或思想如何影响了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从比较的视角研究近代西方各国教育史研究的民族风格；关注民族国家史学的转型对于西方教育史学的影响。

一些研究者从美国和加拿大教育史学研究的案例出发，对西方教育史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其一，以美国著名教育史家的教育史编撰为案例，分析了教育史家在教育史编纂中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动机，认为“克雷明教育史编撰之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动机表明，教育史学家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也从反面证实，我们平常所接受的教育史文本，只是多种可能性中可选择的一种”。^[5]其二，研究了“家庭策略”方法在加拿大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在此基础上展示了家庭史和教育史相结合在方法上的互补优势，思考了对我国教育史研究一些借鉴意义。^[6]其三，回顾了美国教育史学研究在中国30年的发展历程，认为“经历了探索与沉寂、译介与开拓、深化和独创几个阶段，成为近百年来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研究最为令人注目的一页”。^[7]其四，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研究了历史的故事性内含了史学的受众维度，认为“史学受众的问题实际上是史学认识论批判的内容。从史学受众视角出发，发现教育史学的危机可以转换成一个受众流失的问题。教育史学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寻找受众，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8](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