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遗产丰富，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承担了重要的旅游接待任务。随着旅游从单一接待创汇的行政事业发展到全民休闲的国民经济重要产业，旅游业的转型变化深刻影响着北京以及其他全国历史名城的城市风貌与遗产保护的状况。特别是21世纪以来，城市被更多地赋予了经济活动组织者的身份，并以经济活动、创新和文化中心为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很多以历史文化为主的城镇街区将文化遗产产业视为复兴、发展和提升的基础。全球化的资本与文化遗产商业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日益增长的需求也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出台新政来鼓励文化复兴、提高城市竞争力，利用文化遗产作为其最重要的路径。城市遗产也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与变化，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北京老城作为首都核心区，在城市“四个中心”的目标导向下，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发展促进的平衡工作更为艰巨，老城在全球化与旅游化的冲击下至少面临以下两个基本的严峻现实。
3.1.1 过度旅游问题
“过度旅游”（overtourism）这个曾经的网络词语成为欧洲乃至全球社会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2017年，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其他南欧国家的多个城市掀起了反游客的示威游行活动，从威尼斯到巴塞罗那，市民因不堪忍受游客过多造成的城市拥挤而走上街头，在西班牙甚至有人在墙上贴上“游客等于恐怖分子”“游客在杀死城市”的标语。“过度旅游，增长并非敌人，问题在于如何对其加以管理”也成为2017年UNWTO与世界旅游交易会部长峰会的主题[19]。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过度拥挤的遗产旅游使遗产受损与游客满意度下降。体现在北京老城则问题更为突出，其高品级景区资源和吸引力使得旅游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前述北京城市核心区的旅游强度远超其他区域，游客比重占全市近70%，其中景区（点）的接待量更是占全市近80%[20]。旅游作为城市更新、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推动力，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城市的问题摆在新一届政府的面前。当前，在四个中心的目标指引下，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任务前提下，北京市政府提出“努力使核心区静下来”。这里的“静下来”并不是不要旅游，而是要“有序”的旅游、令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旅游。而如何“静”，则需要更深入的策略研究。
3.1.2 过度商业化问题
在市场的裹挟下，遗产作为资源成为产业，过度商业化成为最为突出的基本现象。作为开放区域的老城历史街区自20世纪90年末至今经历了几轮经济发展的冲击。2001年北京的烟袋斜街在建成之初，借用了欧洲城市更新的思想，通过政府投入市政基础设施改造公共空间，激活整个街区的升值，促使交易活动和房屋修缮的发生。作为当年的样板工程，针灸式的疗法促进了整个区域的活力，烟袋斜街成为治疗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关键穴位。彼时政府对于城市商业活跃的鼓励带着强烈的示范作用，“原来卖光盘的地方变成了酒吧间，紧闭着的大铁门变成了一家茶馆，发廊变成了旅游工艺品店，一年内就发生了明显变化”[21]。从当年的这段采访中可以看出历史街区商业的快速兴盛，也折射出当时的政策导向以及规划管理对旅游化影响的经验不足，谁也不会料到交给市场后的历史街区会全面迅猛转向商业服务并广泛波及周边社区，游客与资本的裹挟涌入对当地居民生活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旅游活动带来的全球化资本和趋同的消费彻底冲洗了原来地方的特质，带来同质化。大量遗产研究倾向于对旅游商业化现象进行批判。丽江、周庄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文化遗产过度商业化的典型，旅游界的相关研究也认为旅游发展导致遗产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等问题，破坏遗产地自然人文环境，影响游客的真实性旅游体验，制约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影响了文化的原真性，影响传统文化的传承。(www.xing528.com)
上述过度旅游、过度商业化这两个基本矛盾问题都暴露了遗产保护主体缺失的现状，资本与权力自上而下直接影响了历史街区发展的走向，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遗产保护更为深层的危机，包括：地方精神沦丧、身份认同危机、遗产主客体倒置等更深层的问题。时代更迭、社会变迁，推动城市发展不可逆转的力量改变着遗产保护的环境，而“保护的基本目的不是要留住时光，而是要敏锐地调适变化的力量。保护是作为历史产物和未来改造者对当代的一种理解”[22]“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是多样性的要素，是创造性、创新性和城市更新的推动力。我们必须更努力地驾驭这股力量”[23]，并努力找寻驾驭它们的方法。
3.2 遗产的机遇与挑战
在新常态、新经济背景下，以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被国家政策加持，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并存。“创新驱动”带动经济发展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动力源泉，这一动力与城市功能的变化和空间资源的再利用以及城市遗产保护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24]。2016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丰厚的文化遗存对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强调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坚持公益、创新、依法、服务的原则，指明了新时代遗产保护的新方向。“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5]，“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6]，这些重要指示为文化遗产的旅游和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指明了方向。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发挥遗产传承与服务的功效。2017年出版的《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6—2017）》蓝皮书以“自觉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主题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全社会的力量[27]。2018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中文化和旅游部批准设立，遗产与旅游的关系更加密切，文化与旅游将以融合发展为主线，以守正创新为动力，实现新的突破和跨越。
现阶段，我国遗产保护事业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遗产保护肩负了民族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的使命，也承载了社会发展的时代责任。在遗产保护主动积极融入社会生活过程中，在遗产保护战略的引导下，众多优秀的城市遗产的产业化利用使得城市旅游日益活跃，特别是资源富集的老城。据统计，遗产旅游作为遗产正面贡献主体的“大头”，其增加值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份额中始终保持在72.5%左右（扣除重复计算）的大份额，特别是十二五期间，随着经济复苏和旅游产业的大发展，以及文物系统日益强调文物的合理利用，遗产旅游有了大幅提升[28]（图6）。旅游给城市遗产保护带来了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也是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客观现实。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化遗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凸显，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单纯对文物的保护，逐渐发展成展示、利用与保护并重，特别是如何利用旅游推动遗产保护发挥其积极的效应，综合考虑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更加强调保护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图6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全国文物系统对国民经济贡献构成
引自：苏杨等，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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