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活动流行病学是一个仅有60多年的“年轻”学科,但相比于身体活动的相关研究,久坐行为得到人们的关注则更晚,因为久坐行为往往被等同于“身体活动不足”,认为身体活动水平不高就等同于久坐行为。SBRN[32]专门发文强调:久坐行为是指能量消耗小于等于1.5 METs的坐或倚靠的姿势的低水平活动行为。在久坐行为的语境下探讨的是人们所形成的一种久坐的行为模式及其带来的健康风险,而概念本身就没有谈及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本书通过大规模的流行性调查,了解了我国儿童青少年的久坐行为模式(时间、类型、变化趋势等),进而探讨其与身体活动不足之间的关系。身体活动不足往往被理所当然地加以“久坐行为”的标签,但这可能无法准确认识久坐行为的复杂性从而导致健康风险预防的“失效”,具有较高身体活动水平的人不代表就没有严重的久坐行为,反之亦然。Wong认为“看电视、玩游戏、使用电、阅读、家庭作业”这些不同类型的久坐行为可能带来不同的健康风险[33],因此不能简单与身体活动不足混为一谈。久坐行为作为影响身体活动水平的独立性风险因素,可能意味儿童青少年一旦出现严重的久坐行为,就可能对身体活动的健康效益产生影响,即使加强运动认知或家庭支持等其他正向的影响因素也不能抵消或削弱久坐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
本书的调研结果显示(见表7.4),我国儿童青少年久坐行为在各年龄段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17岁除外),在身体活动水平分类之下,久坐行为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但是这里呈现出了两个主要特点:①周末久坐行为在身体活动水平分类下没有显著差异;②虽然日常久坐行为在身体活动水平的高低等级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久坐时间的长短与身体活动水平的高低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即高强度身体活动分类里也出现了较长的久坐时间,且分布不规律。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反映了久坐行为与MVPA之间并没显著的相关性[34][35],一个人可能在同一天里达到MVPA水平,但同时也具有严重的久坐行为[36][37]。Biddle的研究显示,具有较高身体活动水平的男生,其看电视的久坐时间也较长,而用于看电视和玩手机最长久坐时间的女生,也同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水平[38],这都表明了久坐行为和身体活动水平可能是相互独立的健康风险因素。儿童青少年整体身体活动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具有较长的久坐时间,在社会生态系统中识别身体活动行为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最终还是指向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行动实践,这也是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研究的要义所在,厘清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辩证关系,推进身体活动行为改善的干预措施,进而将理论探索的成果推广应用于实践。
目前,WHO、CDC、AHKC等机构陆续开展了大范围的身体活动国际比较研究,但是关于久坐行为的国际比较,甚至规范化的研究范式都还没有完全确立,但是久坐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健康危害已逐步被证实。Hallal[39]搜集比较了世界105个国家的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数据,但是全球范围内仍有1/3的国家没有相应的有效数据(主要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的普查存在较大间隙,我国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www.xing528.com)
无论是以自填式调查问卷为代表的主观性测量,还是以加速度计为代表的客观性测量,对儿童青少年的大规模调查始终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尤其是近年来网络问卷的使用和计算机教室在中小学的广泛普及,使得问卷调查用于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大规模调查成为可能。然而,尽管国外已经建立了NHANES、NNYFS、NYPANS、YRBSS、CHNS等包含有身体活动或久坐行为的调查监测系统,但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重复测量问题如何解决,或者说如何实现对于动态变化特征的持续监测。既然身体活动的健康效益以及身体活动不足和久坐行为的健康风险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那么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普查和监测能否参考《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模式,每年或每两年做一次追踪调查,以了解青少年学生身体活动行为的动态变化,而这种规模性、动态性的调查活动今后势必要运用调查问卷与运动传感器这样规模化、信息化采集和管理的方式来实现。当然,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在国家层面建立起专门的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调查项目和机构,本书运用PAQ-CN和ASAQ-CN进行的调查便是一种尝试,这是身体活动流行病学对于身体活动不足的动态监测、分布特征和趋势预判的重要功能。
儿童青少年活动行为的决策过程是多元化影响因素的交互过程,因此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促进是一项艰巨的工作。Dishman[40]对身体活动提出了新的认识,并认为是身体活动行为的独特特征:①身体活动的目标为了促进和形成一种积极的健康行为,而不仅是为了消除一些不健康的活动行为;②身体活动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行为,没有其他哪种健康行为会努力使其达到静息状态时几倍的强度;③身体活动行为的复杂性在于会受到心理、行为、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做出多元化的决策而付诸行动;④身体活动的类型、时间和强度会依据活动目的的差异而不同,这种多变性使得人们很难在早期形成稳定的身体活动行为模式。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的提升实际上是促使身体活动行为模式的改善,而影响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模式或是思维习惯是一件很难的事情。Janine在欧洲和澳洲7个国家的研究显示,父母的遗传基因对锻炼行为的解释度为20%~70%甚至更高的比例[41],一方面反映了个体是否具有热爱运动的习惯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因素影响而难于改变,但这也恰恰说明了提倡父母积极运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行为学上产生对儿童青少年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也是打造自身的“运动”基因,为下一代的健康带来先天的福音;另一方面,基因影响了人的锻炼行为习惯,那么在基因不能“解释”的那部分正是本书所关注的非结构化的、促进健康的身体活动形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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