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交通道路设计者和城市规划者开始研究怎样使人们更多地选择走路或骑车出行，他们的出发点是缓解交通拥堵，降低空气污染，增强社区意识[38]。但公共健康和运动医学领域的学者从中获得了启发[39]，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建设的目的，客观上可以促使人们增加身体活动水平，完全不同于传统身体活动流行病学以个人行为习惯为主要对象的研究视角。这些方法和理念地逐步整合，促进了身体活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视野的开阔。如今，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BE）作为社会生态学模型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人们身体活动的影响已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建成环境不仅是建筑群的简单集合，更是经济、文化和环境等各种因素，为了满足社会建构需求而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规划“抢占”了城市空间之后，建成环境自顾自地限制或者说干扰着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选择，那么在他们与建成环境无力的“对话”中，可能被动地选择了每天让父母车接车送上下学、放学后参加补习/培训、周末和同伴集体打游戏等等。Almanza的研究显示，家庭附近有公共绿地活动空间的孩子，其MVPA水平是其他孩子的4.72倍[40]。对于儿童及其与建成环境互动关系的系统知识，可以用来提升儿童生活环境的整体设计，这同样适用于有利创设身体活动环境的设计。
建成环境的“步行适宜性（Walkability）”[41]是公共土地的综合使用，街道网络链接的紧密性和高密度居住空间的集中反映，“5D”理论，即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步行的人性化设计（Pedestrian-friendly Design）、目的多样性（Diversity of Destinations）、目的地易接近（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和交通中转距离（Distance to Transit），被用来评估建成环境的步行适宜性[42][43]，走路、步行这种最基本的活动形式，开始纳入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水平关系的研究之中。Sunarja[44]对澳大利亚公共空间的调查发现，人们在400米以上的距离往往就会选择机动车的出行方式。而这些活动行为可能并不是儿童青少年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源于建成环境的综合影响作用[45]，人行道、公园、娱乐设施、交通安全等居住环境都可能影响儿童青少年以及家长活动行为的判断和选择。比如发现交通设施的便利性、道路的安全感甚至街道设计的美观度都可能是影响外出活动的原因[46][47]。
社会生态学认为，各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具有互动性的作用关系，而共同影响着身体活动水平。Stokols[48]绘制了个性心理（自我效能）、社会环境、物理环境因素与身体活动的关系结构图（见图6.1），反映了身体活动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的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系，也再一次提醒了心理认知、外部环境与身体活动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的交互作用。(www.xing528.com)
图6.1 个人因素、环境因素与身体活动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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