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体活动不足与“肥胖易感环境”
肥胖的发生与身体活动不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肥胖可能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健康风险[55]，也是身体活动流行病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季成叶认为，当今社会由“动”趋“静”的生活方式和缺乏身体活动的现状造就了“肥胖易感环境”的形成[56]，这可能是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持续增长的症结所在。身体活动流行病学正是研究身体活动不足与疾病风险的内在关系，并了解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发展变化趋势，预防肥胖及其相关的健康风险。
Kayman[57]针对身体活动与体重变化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根据干预后的体重变化情况划分成了“反弹组”“维持组”“控制组”三个组别，结果显示，他们日常进行身体活动的比例分别是34%、82%和90%。这表明了较高身体活动水平对体重变化的积极影响作用，而身体活动不足则影响了肥胖的干预效果。Laurson研究发现，身体活动水平不足或看电视、使用电脑等视频类相关的活动时间过长的人，其肥胖发病率可能是正常人群的3～4倍[58]。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同身体活动的时间、强度和类型所产生的不同健康效益，还需要准确、有效的统计学方法来解释身体活动与体重变化的内在关系，而肥胖、身体活动、久坐行为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决定了促进健康的干预手段也应该是对症下药且多管齐下。
肥胖的运动干预，尤其是减脂后的体重保持始终是一项难题，人们生活在“肥胖易感环境”的日常生活里，实际上是无法完全与之隔离而不影响实验效果。因此，预防和控制肥胖的发生才最应该是花费精力解决的问题，身体活动水平涵盖了生活中各种形式的活动类型，儿童青少年整体身体活动水平的提升应该是肥胖的预防和控制的有效手段，而这种健康效益的产生最终指向的还是发展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www.xing528.com)
（二）身体活动不足与久坐行为独立性
长期久坐不动是工作、学习、生活中都随处可见的一种生活“常态”，导致了身体活动的严重不足。加拿大[59]、澳大利亚[60]、新加坡[61]以及我国[62]都提出了儿童青少年每天视频类久坐活动的时间不应超过2小时的建议，且有研究发现久坐行为是一种独立的健康风险因素，即儿童青少年如果出现了久坐行为，可能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对肥胖和活动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63]。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控制或有效降低儿童青少年的久坐行为，那么对抗击肥胖或促进身体活动水平的引导和干预效果可能会受到抑制。欧洲五国（德国、匈牙利、希腊、比利时、挪威）的调查研究显示[64]，每天达到了60分钟及以上MVPA的儿童青少年，仍然具有较长的久坐时间，其中以使用电脑时间最长（50%以上）。儿童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似乎进入了以久坐不动为表现形式的新时代，但是人们的身体机能显然并没有跟上“新生活”变化的步伐，而久坐行为导致的健康危害可能无法通过增加身体活动或增强体能的方式来弥补。Sallis综述了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相关研究报道，结果显示了身体活动水平与久坐时间呈现了显著的负相关，且在校外与周末的久坐时间更为严重[65]。另外，不同性别、体重状态、运动兴趣以及家长的身体活动水平都与孩子的身体活动行为具有显著的相关性[66]，可见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交互关系。
身体活动水平较高不代表就没有严重的久坐行为，反之亦然，因此两者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久坐行为是一种不受身体活动水平干扰的独立的健康风险因素[67]。青少年每天用于家庭作业、交通出行、静坐聊天等类型的久坐行为容易被忽视掉，从而导致无法正确认识和评估其活动行为[68]，也就使得身体活动与久坐行为的关系不够清晰和明确。实际上，久坐行为不只是人们活动行为的连续性被打破，也意味着人们因此需要承担更高的疾病患病风险。身体活动流行病学研究同样关注久坐行为和身体活动不足的健康风险。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让人“需要”手机，而它实际上也“绑架”和束缚了儿童青少年的活动时间和活动行为。这些科学技术的发明致力于将人们的生活推向了便利、舒适、安逸的极致，也同时预示着“生活方式”革命的到来，“革命”也就自然要付出代价，也许人们健康水平的下降就是“代价”之一。面对久坐行为、身体活动和健康风险的复杂关系，也是值得身体活动流行病学深入研究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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