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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研究》第二版的五个刻本利用

时间:2023-11-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学者于和刻本《论衡》大都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虽然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都有收藏,但尚未见到有中国学者利用、评论和研究的。他所用的《论衡》版本,是以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校勘以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的南宋本。总之,无论利用与否,对于和刻本《论衡》的评论还很少见,和刻本《论衡》的价值也尚未充分发掘。[11]关于汲古书院影印的和刻本《论衡》,长泽规矩也有一个解说,可惜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论衡研究》第二版的五个刻本利用

中国学者于和刻本《论衡》大都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虽然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都有收藏,但尚未见到有中国学者利用、评论和研究的。

日本的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里,藏有现存最善之《论衡》版本,即12世纪末南宋刻本。尤其是其照片公开以后,给日本学者的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故一般的日本学者,例以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而校勘以该南宋刻本,条件得天独厚。与此同时,虽然也有利用和刻本者,但和刻本显然不受重视。

佐藤匡玄在其《论衡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81年)的后记中说,战前他任职于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在小岛祐马的“《论衡》研究”课上,初次接触到了《论衡》,并为其“反俗精神”所深深吸引,遂开始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他所用的《论衡》版本,是以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校勘以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的南宋本。当时为了与后者校勘,他曾经常往来于他所任职的满洲建国大学与日本之间。他没有提到是否也利用了和刻本。

山田胜美在其《论衡》全译本(东京,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本,上册,1976年,中册,1979年,下册,1984年)下册后记中说:“战后不久,在加藤虎之亮先生的主持下,笔者与同学每周相会,轮读此书。当时,黄晖的《论衡校释》虽已出版,却尚未能入手,更不用提刘盼遂的《论衡集解》了,故而最得力的仍是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版《论衡》的照片版和江户时代的和刻本《论衡》。”照片版阅读不便,估计主要还是利用和刻本,但他没有就和刻本作出评论。他后来的《论衡》全译本,“原则上”以《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为底本,而以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所藏南宋本及他本参校,并未提到是否也利用了和刻本。

在山田胜美的《论衡》全译本问世之前,有大泷一雄的两个《论衡》选译本,即《东洋文库》本(东京,平凡社,1965年)、《中国古典文学全集》本(东京,平凡社,1961年,1972年)。其中前者选译了十四篇,除三篇依据明通津草堂本外,其余均依据南宋本,没有提到利用和刻本。

山田胜美的《论衡》全译本问世前后,又有绵本诚的《论衡》选译本,即《中国古典新书》本(东京,明德出版社,1983年),他明确说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而参考了汲古书院影印的和刻本,但他没有说明如此选择的理由,也没有就和刻本作出评论。

总之,无论利用与否,对于和刻本《论衡》的评论还很少见,和刻本《论衡》的价值也尚未充分发掘。我们谨以本文抛砖引玉,期待着有学者来弥补这一缺憾。[11]

【注释】

[1]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首尔,学古房,2005年。(www.xing528.com)

[3]此著录册数或有误,2009年10月9日我访问高丽大学图书馆时,实际所见为零本两册,分别为卷一至卷五、卷十二至卷十七,为黄嘉惠校阅本。

[4]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

[5]赤阪可奈子《忆良の沉疴自哀文と论衡》,载《日本文学研究》第37号,1998年2月。

[6]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01页。

[7]参见矢岛玄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と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84年。

[8]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1101页。

[9]然据张宗祥考证,此本乃孝宗乾道时(1165—1173)刻本,而非光宗时(1190—1194)刻本:“岛田翰所记之本,即洪氏乾道刊于会稽之本,而未经明修者也,故光宗讳‘惇’,‘惇’、‘醇’、‘淳’等字未避,其为孝宗乾道本无疑……岛田翰以二十五卷残本定为光宗时刻,未细考也。”(见其《论衡校注》,第596页)又据其说,此本乃后世各本之祖本。“其后元、明修补,今所谓宋本,以及元本,通津草堂本,皆自此出。盖北宋本早无传本,传世之《论衡》,皆出南宋洪刻矣”(见其《论衡校注》,《论衡》诸序第2—3页),故弥足珍贵也。曹元忠《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苏州,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40年)称其曾以重值购得一《论衡》残本,仅剩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共五卷,判断为宋洪适刊本,间有元时修补者,其行款格式、刻工姓名等,均与日藏南宋本同,或即为该本之另一部分,合之则成全璧云:“近时日本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称其国秘府有宋本《论衡》二十五卷,其行款格式并刻工姓名,与此悉合,而阙卷二十六已下。是彼之所阙,即此五卷,倘能牉合,岂非快事!”然而张宗祥却不以为然:“日本书无元修,曹氏所得有元修,卷数缺佚相符者,偶合也,非真乐昌之镜也。”“据曹(元忠)氏所载书式刊工姓名,无不与日本秘府藏本相同;所不同者,缺版元修耳。曹氏所得之书,碻为元修洪本。故知日本所藏,亦为洪本,而非光宗时刻也。”(见其《论衡校注》,第596页,第598页)是耶非耶,录之待考。

[10]此外,从井ノ口哲也《王充·<论衡>关系研究论著目录》(附于户川芳郎《汉代の学术と文化》,东京,研文出版,2002年)得知,大久保隆郎有《<论衡>と江户儒学》(《言文》第31号,1983年12月)一文,原文未见,或有可观。

[11]关于汲古书院影印的和刻本《论衡》(《和刻本诸子大成》第7辑),长泽规矩也有一个解说,可惜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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