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在中国一向属于“异端”，在清代尤其饱受清儒的攻击，特别是对其中“非圣”的内容，如《问孔》、《刺孟》诸篇，更是视为大逆不道，必欲口诛笔伐而后快。但观宽延本《论衡》所载服部南郭的《读论衡》，却似乎与清儒之见全不相干，而别有自己的理解和会心者：
论辨相竞，盛自战国。而西汉则承秦余，唯求亡守遗是务，虽有论者，未敢自恣。暨于东汉，篇籍寖备，然后著论正非之学复盛矣。又且谶纬日出，时方多信，虽光武之英，其惑不可回。王仲任出其际，停审虚实，自称秉衡，凡经传百氏，莫不被非斥者。遂且至称吴会之得，秘为谈助，许下之论，惊谓才进，即测其世共有焉。盖喙长相尚，则虽剖析毫厘，率亦近乎街谈巷议耳。夫辞语之道，微婉相谕，或有文远旨深，不必专贵径情直言。然世趍媮薄，夸说日加，讹为窕言，亦其势尔。夫以言正言，犹抱薪救火也，不可扑灭，益至燎原。要之，丰文茂记，恢谐剧谈，择者无惑，何更诘难。仲任盖非不知之，惟其刚锐之志，急于著书，而平易之论，难夺佗先。且诵忆之功，徒蕴未见，非托斥事，无繇示博，后世论家，亦多此伎俩。则仲任设意，所在诡异，是其所也。独其因指擿援及甚繁，八十有五篇，不可谓非富有焉。贫士乏书，今犹古乎，乃一览之余，不问才进，苟记所有，则不亦足以代阅雒肆之劳乎!
服部南郭为江户大儒，其关于《论衡》之见解，倘置于清代学术之背景下，则境界不啻别有洞天。其开头数语，揭出《论衡》之前的历史变迁，《论衡》出现的时代背景，言简而意赅，提纲挈领，切中肯綮。然后论说《论衡》短长，也实事求是，深得要领。“夫以言正言，犹抱薪救火也，不可扑灭，益至燎原。”对语言的局限性认识之深入，尤足发人深思。最后探讨王充著《论衡》的隐秘心理，《论衡》对读者的博学意义，也皆有独得之见。要之，与清儒多作上纲上线之政治评价不同，服部南郭多从写作本身出发议论，明白显示江户文人与清儒的空间距离，值得今日探讨比较文化之学者留意深思。
三浦石阳的《重刻论衡序》，也是一篇对《论衡》很有会心的文章，其中云：(www.xing528.com)
至其茫若，亦徒私议之。及其私议也，必能言理。彼东京有清议，晋有清谈，岂其不然乎?王充氏，东京人也……其人际清议君子，释同异，正嫌疑，其勤矣哉……其书之分嫌疑坚白，可谓至也。而至其辨阴阳消长、吉凶祸福、鬼神祭祀之事，孰不言不后世宋儒理学之胚胎哉?此其时运之使然者非邪?虽然，其人之有特见，去古之未远，则立言《非韩》、《刺孟》，其余之置论，凿凿乎有据，岂所后世觊觎乎……戊辰夏，余再游京，书肆来谋《论衡》上木之举，因校且句，以授焉。能知学有古今，而不眩于其言理，则亦庶几乎古也哉!
三浦石阳把《论衡》置于东汉清议、晋代清谈的“时运”中去认识，并认为《论衡》之“辨阴阳消长、吉凶祸福、鬼神祭祀之事”，已为“后世宋儒理学之胚胎”，且力赞王充“其人之有特见，去古之未远”，《论衡》“之置论，凿凿乎有据”，要求读者不为其“言理”表象所迷惑，而体认其所言内含存古之精神。其对《论衡》之认识较深，对《论衡》之评价较高，在同时的清人中尚未见其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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