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研究：养性书不在今本《论衡》

朱《考》认为《论衡》卷一至卷三及卷二十六共十六篇是《养性》之书：

《逢遇》、《累害》、《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率性》、《吉验》、《偶会》、《骨相》、《初禀》、《本性》、《物势》、《实知》、《知实》

朱《考》以为《养性》是性命之书，而不是养生延年之书，因此，他把卷一至卷三共十四篇谈性论命之文定为《养性》之书；^[7]而卷二十六《实知》、《知实》两篇原非谈性论命之文，因朱《考》认为它们是王充思想方法的总结，非晚年不能作，又其中有和性说有关的文字，故也归入《养性》之书。对此，我想谈两个问题。

甲、《养性》之书是性命之书还是养生之书?

这一点，王充自己在《自纪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

“庚辛域际”，是汉和帝永元二年、三年(90、91)，时王充六十四五岁，乃作《养性》之书。它的内容应该是“养气自守”以下那一段话所说的，有关保养身体的一些方法，包括节制饮食、适当地服药、运动等方面。《后汉书》充本传把它的宗旨归结为“裁节嗜欲，颐神自守”八个字，还是对的。因此，我认为它的确是一部“养生”之书。不过我们要注意这是一部论健康的养生之书，而不是论长生的养生之书。王充一向反对那种认为通过“恬澹无欲”、“养精爱气”、“服药导引”等方法便可达到长生不老境界的神仙家思想，却并不反对对健康的关心，甚至也不反对“恬澹无欲”等本身，要是它们不和长生不老术发生什么关系的话。《道虚篇》说：“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不能寿之为仙。”可见王充还是赞同服药有益于健康的说法的。王充所说的“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与神仙家延寿度世的思想也毫无共同之处。王充也是凡人，他不能没有一般人的那种“人生苦短”的悲哀。《自纪篇》以这样的话结束全书：“命以不延，吁叹悲哉!”不正是强烈地表达了王充在“发白齿落”的垂暮之年对生命的热爱和留恋吗?但有这种想法并不等于就是要求长生度世。王充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然不能说十分旷达，但却可以说十分清醒。所以，他一则说：“人有生死，物亦有终始。”一则说：“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在王充对追求长生的批评、对生死问题的彻悟与对生命短暂的遗憾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朱《考》对王充这样一个清醒的人竟然会写出“养气自守”之类的话感到不解，也许是因为忽视了王充对生命健康的关心与道家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之间的根本差别的缘故吧!《养性》是王充晚年所作的最后一部著作，王充此时的想法当然不会和当年作《论衡》时完全一样。如果《养性》的基调显得比较消沉，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再考虑到王充晚年“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的情形，也许我们就会理解王充为什么要作《养性》之书的用意了。

乙、证明《初禀篇》等一组谈性论命之文是《论衡》之文而非《养性》之文的一个证据。

《恢国篇》中有一段文字引用了《初禀篇》的观点，极可注意：

儒者论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于天。”《论衡·初禀》以为：“王者生禀天命。”性命难审，且两论之：酒食之赐，一则为薄，再则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汉独再，此则天命于汉厚也；如审《论衡》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汉家所禀厚也。绝而复属，死而复生。世有死而复生之人，人必谓之神；汉统绝而复属，光武存亡，可谓优矣。

这里王充引用了《初禀篇》中的观点。《恢国篇》作于章帝建初年间(76—84)，大约是建初六年(81)左右，则《初禀篇》必作于这之前，以作于永平末建初初的可能性为大，时王充最多五十来岁，而《养性》之书作于王充六十四五岁时，从时间上说，《初禀篇》不可能是《养性》之文。此外，王充在引证《初禀》的观点时，在《初禀》前冠以《论衡》之书名，下面再谈到《初禀》的观点时，只简单地说“如审《论衡》之言”，而省略了《初禀》之篇名，这很清楚地说明了《初禀》是《论衡》中的一篇。既然《初禀篇》是《论衡》之文，且可能作于王充五十岁左右时，那么，其他十三篇与《初禀》同一系统的文章，不是也大致可以肯定是《论衡》中的一部分，作于王充五十岁左右时吗?而且，《初禀》是性命之文，却是《论衡》之文而非《养性》之文，不是颇可从另一角度证明《养性》不是什么性命之书吗?朱《考》也看到了这节对他找到的《养性》之书不利的文字，于是就干脆说它是错简：

其实这只是《初禀》篇“王者生禀天命”之另一节，在《论衡》最后撰集时，窜入《恢国》篇中。(www.xing528.com)

朱《考》的解释是否正确，我们只要将《初禀篇》与《恢国篇》从宗旨上、内容上作一番比较，就能作出答复。《初禀篇》的宗旨，在以“生禀天命”说批驳“受命于天”说，《初禀篇》的内容就是两种性命观的反复诘难。《恢国篇》的宗旨，在于证明汉德在百代之上。王充举出了十四条证据，其中第九条证据，就是上文引的朱《考》认为是由《初禀篇》错简窜入《恢国篇》的那节文字。只要看一看这十四证的具体内容，就不难发现，《恢国篇》之第九证与其他十三证性质相同，同为歌颂汉德而作，与全篇宗旨一致，并没有与前后文不相衔接之感。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第九证的论证过程。王充欲论证汉德非常，其命优于五代，所以提出：不论是按照儒者的性命说，还是按照《初禀》的性命说，汉德均优于五代。按照“儒者”的“受命于天”说来看：“酒食之赐，一则为薄，再则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汉独再，此则天命于汉厚也。”按照《初禀》的“生禀天命”说来看：“如审《论衡》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汉家所禀厚也。”而无论是按哪一种说法，“绝而复属，死而复生。世有死而复生之人，人必谓之神；汉统绝而复属，光武存亡，可谓优矣”，总说明汉德优于五代。这与《初禀篇》以“生禀天命”说批评“受命于天”说的内容绝不相同。试问：一篇讨论王者是“生禀天命”还是“受命于天”的文章，忽然插入一段颂扬汉代两次受命、绝而复属的文字，有什么意义?朱《考》之所以认为《恢国篇》的这节文字是由《初禀篇》窜入者，盖为其中都有“王者生禀天命”这句话，而且误认《初禀篇》“王者生禀天命，及其将王，天复命之”和《恢国篇》这节文字的汉两次受命是一回事。殊不知《恢国篇》中的“王者生禀天命”是王充引自《初禀篇》的话；而“天复命之”数语，是被王充批驳的调合论者的说法，它旨在调合“生禀天命”与“受命于天”这两种对立的性命观，与《恢国篇》所歌颂的汉两次受命为风马牛不相及之事。所以，“错简”说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除非有更直接、更有力、更可靠的证据证明朱《考》所指出的十六篇为《养性》之书，否则，我觉得还是维持《养性》之书不在今本《论衡》之中的旧说为好。

【注释】

[1]吴则虞也持类似看法，唯认为《论衡》只经过两次编集：“据我研究的结果：现存的《论衡》八十四篇，其实包括了上面所说的四部书(毅平按：即《讥俗》、《论衡》、《政务》、《养性》)，《论衡》既是其中一个集子的书名，也作为全集的总称……全书原有百余篇，亡佚了的约十多篇，佚篇可考订的有：《节义》、《觉佞》、《招致》、《备乏》、《禁酒》、《盛褒》、《能圣》、《实圣》等篇，除此，还有一些连篇名也不知道了。其余的篇章，都分散在今本《论衡》书内。根据以上推断，我们可以说《讥俗》、《政务》、《养性》三书大部分存在。《论衡》这个全集，是王充亲手编订的，在当时，可能是依照那四部书原来的序次编组而成……把这四部书编成一个总集约在和帝初年‘年渐七十’左右。总序性的《自纪篇》也作于此时。”(毅平按：其意谓《论衡》早先单独编集过一次，后来与其他三书一起又编集过一次)“这书(《论衡》)长期间被人视为枕中秘宝，又经转辗流传，原来的篇第，不免有所移动，四部书的间架，因此也被打乱。于是给予人们最大的错觉，便认为《讥俗》等三书早经失传了。我们依据王充自己在《对作》、《自纪》等篇中对四部书所作的说明，再将现存《论衡》八十四篇从当时史实与思想内容两方面逐篇进行琢磨研究，才钩稽出四部书的基本轮廓，和构成《论衡》全集的经过。”(见其《<论衡>的构成及其唯物主义的特点》

[2]吴则虞的看法与彼类似而稍有不同，他认为《讥俗》、《节义》是一书，作于王充二十八九岁时，主要是“批评了当时世俗对人材的看法和统治阶级对人材的要求，而且提出了他自己理想中的人材标准”，为此他把《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十二篇归入《讥俗》之书(见其《<论衡>的构成及其唯物主义的特点》)。

[3]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2—104页。

[4]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384页。

[5]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9页。

[6]吴则虞也持类似看法，他把《禁酒》、《备乏》、《明雩》、《顺鼓》、《乱龙》、《是应》、《治期》、《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十六篇归入《政务》之书，认为王充“似乎想把这书通过他朋友司空第五伦献给君上的……这是他为了想在政治上寻找一点出路，因此，不得不对统治者实行某些妥协”(见其《<论衡>的构成及其唯物主义的特点》)。

[7]吴则虞也持类似看法：“我们不同意某些注释家把‘养性’看作是养生之论，所谓‘养性’问题……所讨论的是人性问题，并不是什么养生摄生之道。”为此他也把《命禄》、《气寿》、《命义》、《率性》、《骨相》、《初禀》、《本性》、《物势》等篇归入《养性》之书(见其《<论衡>的构成及其唯物主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