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考》认为《讥俗》和《节义》是两部书，以今本《论衡》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共十二篇为《讥俗》之书：
《言毒》、《薄葬》、《四讳》、《譋时》、《讥日》、《卜筮》、《辨祟》、《难岁》、《诘术》、《解除》、《祀义》、《祭意》
其理由是，它们对于当时的迷信陋俗都有所评论，符合王充“疾俗情，作《讥俗》之书”的本意；文风也合于王充自己说的“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的特点。朱《考》又以今本《论衡》卷十一至卷十四及卷二十七共九篇为《节义》之书：
《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定贤》
其理由是，“从《答佞》至《状留》，主旨在《节义》二字。所以称之为《节义》之书”，“其根本宗旨，却在确定‘节义’的真意来和‘俗人之寡恩’相对立”，符合王充“志俗人之寡恩”的本意。《讥俗》与《节义》之书共二十一篇。二书作于《论衡》之前，时王充约二十余岁。[2]对此，我想谈四个问题。
甲、《讥俗》、《节义》是一书还是二书?共有几篇?
《论衡·自纪篇》云：
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
这里并没有将《讥俗》和《节义》分开来说，从语气上看，反倒说明《讥俗》、《节义》是一书而非二书。紧接着这节论《讥俗》、《节义》的文字后，王充又说：“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这句话被朱《考》引来证明《讥俗》与《节义》为二书。但从前后文衔接的语气来看，这句话实在是上面引的那节文字的概括与略写。一个“既”字，有总结上文，转入下文的作用；“疾俗情”三字，可看作“俗性贪进忽退”数语之约文；“作《讥俗》之书”，可看作“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之约文，单称则《讥俗》，并举则《讥俗》、《节义》，前后并不矛盾。至于为什么有时单称有时并举，则可以有各种解释。可能《讥俗》、《节义》都是篇名，如王充在其他地方经常列举的《论衡》中的篇名一样。也可能《讥俗》、《节义》是大小名，即《讥俗》是书名，《节义》是篇名。大小名并举，《论衡》中多有其例，如《对作篇》中并举《论衡》和九虚三增，《恢国篇》中并举《论衡》和《初禀》。所以王充有时单称《讥俗》。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讥俗》、《节义》为一书二名，这和此书的宗旨有关。退一步说，即使《讥俗》、《节义》真是二书，那么它们的宗旨还是一样的，它们的篇目也应该是合起来共十二篇。朱《考》说：“《自纪》所云十二篇就《讥俗》书言，本不误；惟《节义》篇数未明，似有缺文。”我觉得从王充的话里，是得不出“十二篇”仅就《讥俗》之书而言的结论的。从篇目上来看，朱《考》从今本《论衡》中找出的二十一篇《讥俗》、《节义》之书，已与王充自己所言不合。
乙、《讥俗》、《节义》之书的宗旨是什么?
朱《考》既然把《讥俗》、《节义》看作二书，那么，他当然要为它们找出不同的宗旨了。他认为《讥俗》是批评迷信的书，《节义》是“志俗人之寡恩”的书。其实，王充所疾之“俗情”，就是“贪进忽退，收成弃败”之“俗性”；王充所讥之俗，就是在位则蚁附、废退则叛去之俗，就是“俗人寡恩”之俗，并不是迷信陋习之俗。而《节义》之义，则是下忠于上、知恩报恩之义。“讥俗”和“节义”，原为一正一反、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对势利的讥讽，一是对节义的提倡，名称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讥俗》、《节义》也有可能是一书二名。王充作此书，与东汉重视节义的社会风气和王充本人的遭遇有关。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第十二条(又参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后汉书》之“东汉尚名节”条[3]、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卷十四“励臣节”条[4])云：
然郡吏之于守，引君臣之义，效其忠贞，死则服之，免官而代为之耻，曲全其名，重恤其孤幼，乃至变起兵戎而以死卫之。[5]
在这种风气之下，王充却遭到了“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的刺激，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作《讥俗》、《节义》之书了。这里，怎么也看不出《讥俗》、《节义》的宗旨和迷信陋习有什么关系。因此，朱《考》指为《讥俗》之书的十二篇文章，有理由认为根本就不是《讥俗》之文。至于朱《考》指为《节义》之书的九篇文章，内容也与王充所说的《讥俗》、《节义》之书的宗旨不同。《定贤》姑不论，自《答佞》至《状留》八篇，实为一组有系统的文章。关于它们的内容，我们看看王充自己是怎么说的：
《程材》所论，论材能行操，未言学知之殊奇也。(《量知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过。(《谢短篇》)
《程材》、《量知》之篇，徒言知学，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文吏以理事为力，而儒生以学问为力。(《效力篇》)(www.xing528.com)
论贤儒之才，既超、程矣。(《状留篇》)
“超”谓《超奇》，“程”谓《程材》。由此可知，这八篇文章的写作顺序，盖同于它们在今本《论衡》中的排列次序：
《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
八篇之宗旨，从以上引文可知，主要是评论儒生文吏之优劣，儒生之不同类型及才能高下，他们在政府机构中的不同作用，以及人材滞留之原因，等等，从中并不能看出朱《考》所见的“节义”二字和“俗人寡恩”的情状。此外，《谢短篇》中有这样一段话：王充之意，明谓《答佞》、《程材》等八篇是《论衡》之文。九篇中有八篇已能断定是《论衡》之文，则朱《考》以这九篇为《节义》之书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从内容上来看，朱《考》找出的《讥俗》、《节义》之书不合王充作此书的宗旨。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过。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此职业外相程相量也，其内各有所以为短，未实谢也。夫儒生能说一经，自谓通大道，以骄文吏；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以戏儒生。各持满而自臧，非彼而是我，不知所为短，不悟于己未足。《论衡》谢之，将使奭然各知所乏。
丙、从文风上是否能证明《讥俗》之书在今本《论衡》之中?
朱《考》又指出了他找到的《讥俗》之书的文风上的依据：
正如《自纪》篇所云“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谴谓之浅”，浅是浅极了，因所论为丧葬、祭祀、岁时禁忌、为图宅术，为当时四讳，这都是俗人俗事，“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安得不浅?由上可见《讥俗》之书，是在今本《论衡》之内，如果这十二篇不算《讥俗》之书，不算分别之文，那里更有什么《讥俗》之书和分别之文可言。
其实，“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不仅是《讥俗》、《节义》之书的文风特点，也是《论衡》的文风特点。所以王充在“《讥俗》之书……为分别之文”之后，紧接着说：“《论衡》之书，何为复然?”既说“复然”，则《论衡》与《讥俗》之书文风相近可知。王充在《自纪篇》的其他地方也说：“充书形露易观”，“充书文重”。所谓“形露易观”，也就是“形露其指”的意思；所谓“文重”，也就是“分别之文”的意思。可见不仅《讥俗》、《论衡》具有这样的文风特点，而且王充的所有著作都有这样的特点。因此，从文风上是无法证明朱《考》所指出的十二篇是《讥俗》之书的。
丁、朱《考》找出的《节义》之书的内容与朱《考》推定的它的作年之间存在着矛盾。
朱《考》认为《讥俗》、《节义》之书作于王充二十余岁时。但是，被朱《考》指为《节义》之书的《别通篇》中却说：
孝明之时，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栘中监”，以问百官，百官莫知。
称明帝为“孝明”，则《别通篇》等一组八篇文章当作于章帝建初元年(76)以后；据《自纪篇》，王充生于建武三年(27)，那么，王充作这一组文章，就应当是在五十岁以后。如果《别通》等八篇文章果真属于《节义》之书，那么《节义》之书不能作于王充二十余岁时；如果《节义》之书果真作于王充二十余岁时，则《别通》等一组八篇文章必不属于《节义》之书。朱《考》观点本身存在的这个矛盾，也降低了他找出的《讥俗》、《节义》之书的可靠性。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觉得朱《考》从今本《论衡》中找出的《讥俗》、《节义》之书是不可信的；而《论衡》的其他各篇，也不符合王充所说的《讥俗》、《节义》之书的宗旨。所以，我认为还是保持原来的看法，即《讥俗》、《节义》之书不在今本《论衡》之中，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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