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论衡研究：功利主义文章观与歌功颂德工具

中国文人的特点，是往往在屈服于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同时，为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将这种外在的压力转化为内心的要求，从而使自己的屈服行为合理化，为自己的屈服行为寻得借口。王充也是这样。他既然不得不违背初衷去写歌功颂德之文，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显得合理，他就有必要为自己的歌功颂德行为寻求借口，以便至少可以骗过自己的良心。在这方面，王充所一贯具有的功利主义的文章观、厚今薄古的历史观、随事立说的思想方法和有意立异的心理特质，都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能够在作违心之论时也振振有词，不致太感受到它们与其他各篇及《论衡》全书的矛盾。

王充的文章观，完全是功利主义的。他将文章的实际教化作用看作是文章的目的，而将文采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如《佚文篇》说：“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于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这是正面论述“有用”之文的。《定贤篇》说，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是：“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这是从反面否定无用之文的。由此可见，功利主义文章观乃是王充一贯的主张，与歌功颂德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不过，由于功利主义文章观强调文章“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而不是重视文章娱乐心灵的审美作用，所以认为文人在社会“黑暗”时有“讽刺”的义务和责任，在社会“光明”时有“美化”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美刺”。由此必然会一方面产生揭露时弊的作品，一方面产生歌功颂德的作品。前者往往是自发的，后者却往往是被迫的。这样，强调“美刺”的功利主义文章观，就很容易和歌功颂德合流，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在功利主义文章观开始占上风的汉代文学史上，这种现象经常可以看到。王充之强调颂汉诸篇的地位与价值，也正是以这种功利主义文章观为武器之一的。如《须颂篇》开宗明义即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这其实就是“善之”之意。接着又说：“龙无云雨，不能参天；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载国德于传书之上，宣昭名于万世之后，厥高非徒参天也。城墙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筑蹈之力，树立临池。国之功德，崇于城墙，文人之笔，劲于筑蹈。圣主德盛功立，若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人有高行，或誉得其实，或欲称之不能言，或谓不善不肯陈，断此三者，孰者为贤?”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功利主义文章观的“劝善”和“美”的一面是如何与歌功颂德合流的。这种功利主义文章观，使王充在写颂汉诸篇时，不致太感受到它们与其他各篇及《论衡》全书的矛盾。

王充的历史观，是厚今薄古的，至少是古今同视的。这种历史观，在其他各篇中也有所表现。如《超奇篇》云：“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在《齐世篇》中则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中驳斥了各种今不如昔论，有些驳斥即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其中还揭示了厚古薄今论者的心理根源，即“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这和《超奇篇》的说法是一致的。不过，由于王充的厚今薄古历史观过于无原则地强调今胜于昔，所以这种历史观很容易与歌功颂德合流，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如《宣汉篇》反对“儒者称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汉兴以来未有太平”的说法，认为汉兴以来已有太平，其标志就是汉有符瑞(儒者认为没有)，和五帝三王时一样。《恢国篇》认为：“恢而极之，弥见汉奇。夫经熟讲者，要妙乃见；国极论者，恢奇弥出。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审矣!”其中所用来“恢”汉的根据，都是瑞应之类无根之事。至于《验符篇》，则更是连篇累牍地罗列了汉代出现的符瑞，以证明汉德丰隆超越前代。由此可见，王充厚今薄古的历史观的具体内容，除了《齐世篇》所论尚略有价值外，其他都是无根之谈。这种厚今薄古历史观，与当时流行的厚古薄今历史观，亦无本质区别；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它是为歌功颂德服务的。当然，颂汉诸篇中有一些例子，如“度土境则周狭于汉”(《宣汉篇》)，还是较为实际的。但这类例子湮没在大量“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的论述中了，而且也同样是为歌功颂德服务的。所以，王充的厚今薄古历史观，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历史哲学，而只能成为使他在作歌功颂德之文时保持心理平衡的安慰。

随事立说的思想方法，也使王充在写作颂汉诸篇时不致太感受到它们与其他各篇及《论衡》全书的矛盾。这种思想方法，正如黄震《黄氏日抄》卷五七《读诸子》三“《论衡》”条所批评的：“随事各主一说，彼此自相背驰。如以十五说主土龙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龙难晓。’如以千余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过矣，他日又曰：‘虎狼之来，应政失也。’”又如熊伯龙《无何集》^[7]卷之首《读<论衡>说六段》所指出的：“《书虚篇》言杜伯为鬼之非，《死伪篇》又言杜伯不能为鬼，而《言毒篇》又言杜伯为鬼。”又如容肇祖《<论衡>中无伪篇考》所评论的：“他的思想在《案书》一篇之中已互相冲突，何况《论衡》一书为多年中集合的作品呢?”“《论衡》一书，内中不免有冲突的矛盾的见解，然而本于王充的个人的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这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不科学性的表现。王充在其他地方反对符瑞，但在颂汉诸篇中却大谈符瑞；在其他地方称《论衡》是“疾虚妄”之书，但在颂汉诸篇中却称《论衡》是歌功颂德之书；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果王充的思想方法更为科学严密一些，那么他就会深深感到颂汉诸篇与其他各篇及《论衡》全书的矛盾，其不得已而写颂汉诸篇的理论痛苦就会大为增加，以至于搁笔不写也是不无可能的。(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在对歌功颂德推波助澜的因素中，还有一点值得考虑，那就是王充那有意立异的心理特质。王充是一个具有理性精神的人，但他的有意立异的心理特质，常促使他老是采用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顾不上这些观点本身的是非。《自纪篇》说：“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又说：“充书违诡于俗……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可见他自己也了解自己的这一特点。传书和世人所持的厚古薄今之说，恐怕也刺激他在颂汉诸篇中采取截然对立的立场，这从又一个侧面助长了他的歌功颂德行为。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一般传书和世人都持厚今薄古之论，那么王充是否会反其道而行之，又反过来持厚古薄今之论呢?

总而言之，功利主义的文章观，厚今薄古的历史观，随事立说的思想方法和有意立异的心理特质，都对颂汉诸篇的写作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成为使颂汉诸篇和其他各篇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即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大都是贯穿于《论衡》全书的，而不是为颂汉诸篇所独有的，它们在颂汉诸篇中，都只是为歌功颂德服务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一点现代学者往往是弄颠倒了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肯定他的功利主义文章观和厚今薄古历史观等，而连带肯定他的歌功颂德行为；而是应该反过来，从他的歌功颂德行为中，看出他的功利主义文章观和厚今薄古历史观等的局限性。这一点，现代学者也常常是弄颠倒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