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写颂汉诸篇的动因和背景

如上所述，颂汉诸篇是在与其他部分完全不同的动因下写成的，那么，促使王充违背自己的本意去写颂汉诸篇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从在诸家之说中较接近事实真相的避祸说入手来进行考察。写于颂汉诸篇之后的、被视为《论衡》全书之序的《对作篇》的下述这段话，是一般学者都注意到的：

古有命使采诗，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殁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至今。《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

这段话告诉我们这样两个事实：首先，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只有圣人才能“作”，而王充的《论衡》和《政务》给人以“作”的感觉，所以是“有过”的，可能因此而遭到“囚罪其身，殁灭其诗”的对待。其次，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存在着上述这种认为著书立说“有过”而“囚罪其身，殁灭其诗”的现象，也存在着以“言妄而谤诽”的“造作之过”来罪人的现象。所以王充才反复声明，《论衡》中不仅没有这样的内容，而且还有“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的颂汉诸篇，有“实事疾妄”的全书宗旨(由此亦可见颂汉诸篇的宗旨与《论衡》全书是不同的)；而有了这样的篇目和宗旨，则即使是“造作”，也就可以“免于罪”了。也就是说，在王充看来，颂汉诸篇是可以在上述情况下保护自己和《论衡》的护身符。因而在上述这段话中，已隐隐透露了王充为避祸而作颂汉诸篇的写作动因。

那么，王充究竟是为了避什么祸才写颂汉诸篇的呢?所谓“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是否实有所指呢?在当时是否有什么实际的政治压力使他不得不写这些文章呢?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开《论衡》颂汉诸篇写作动因之谜，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组“成问题”的文章。我想，《须颂篇》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须颂篇》中，反复谈到文人有责任歌功颂德：“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夫以人主颂称臣子，臣子当褒君父，于义较矣……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圣国扬妙异之政，众臣不颂，将顺其美，安得所施哉!”又批评汉儒未能尽到歌功颂德的职责：“方今天下太平矣，颂诗乐声，可以作未?传者不知也，故曰拘儒。”“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涉圣世不知圣主，是则盲者不能别青黄也；知圣主不能颂，是则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则方今盲喑之儒，与唐击壤之民同一才矣!”“如千世之后，读经书不见汉美，后世怪之……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论好称古而毁今，恐汉将在百代之下，岂徒同哉!”“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又表扬当时的文学侍从之臣能够歌功颂德：“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杨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这里概述了汉代文人的歌功颂德史，并把几位历史学家也扯了进来，自有勉强之感。但值得注意的是，“班孟坚颂孝明”，乃是发生在王充当时的事，而且是真正的歌功颂德之举，也是王充表彰的重点之所在，所以他又一再提到此事：“又诗颂国名《周颂》，与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在《佚文篇》中说得更详细：“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王充表示，他的颂汉诸篇，便是踵武班固等人的歌功颂德之文而作的，在“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后，他接着说：“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也就是说，《论衡》颂汉诸篇，乃是踵武班固等人对明帝的歌功颂德，而接着对章帝歌功颂德的。

那么，“班孟坚颂孝明”云云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充为什么要踵之颂章帝，同时后来又在《对作篇》中说是为了免罪而作颂汉诸篇的呢?这盖和东汉明、章二帝对文人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他们歌功颂德的背景有关。明帝在位末期的永平十七年，曾把班固等文学侍从之臣召到云龙门，借贬司马迁《史记》的“微文刺讥”和褒司马相如《封禅文》的歌功颂德来教训班固等人，要他们向司马相如学习，不要向司马迁学习，要歌功颂德，不要微文刺讥，这就是著名的永平十七年诏书事件。在这次召见时，班固也把司马迁和《史记》批评了一通，并批评了司马迁关于秦汉之际历史的看法。事后，又以《典引》对章帝歌功颂德，并在《汉书·叙传》中将《汉书》的宗旨说成是歌功颂德。永平十七年班固等人上《神爵颂》，便是在明帝召见前后所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歌功颂德活动。要言之，班固等文学侍从之臣受制于明帝强大的政治压力，因此而写了许多歌功颂德之文。^[6]而且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一直延续到了王充写《论衡》的章帝时期。王充《论衡》(包含颂汉诸篇)的写作，据《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论衡·自纪篇》语，是“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的，也就是作于永平十七年诏书事件前后至章帝建初年间的，和班固上《神爵颂》及作《典引》约略同时。由此不难想见，其时政治环境是多么险恶，君主的政治压力甚至波及远在“古荒流之地”的王充身上，使他为保护自己和《论衡》而写下了颂汉诸篇。在写作的当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是踵武班固的歌功颂德之文而作的(如《宣汉篇》说自己之所以歌颂汉朝，“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便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而在此后回顾这组文章时，又不知不觉地在《对作篇》中流露了这组文章是为“免于罪”而作的意思了。刘盼遂《论衡集解》附录云：“充著《验符》等篇，以颂东汉，佛家所谓顺世论也。岂著三增、九虚之人，而信任此等事乎。”其说甚能洞幽烛微。概而言之，东汉明、章二帝时君主要求文人歌功颂德的政治压力，是王充写作颂汉诸篇的直接动因。如果王充不这么写，确有可能遭遇不测之祸。(www.xing528.com)

如更全面地透视王充写作这组颂汉之文的动因，则我们可以发现，王充不仅有以之免罪的消极意识，或许还有想凭之进身的积极意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称扬班固等人的歌功颂德行为时，王充对他们因此而得到的好处不无羡慕之意，并希望自己也能跻身于他们的行列。《须颂篇》的最后一段话，便透露了其中的消息：

从门应庭，听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窥室，百不失一。《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日刺径千里，人不谓之广者，远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隐也。圣者垂日月之明，处在中州，隐于百里。遥闻传授，不实；形耀不实，难论。得诏书到，计吏至，乃闻圣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

王充在这段话中表示，自己由于远在南方，所以即使歌功颂德，也会“失丘山之积”，“遗膏腴之美”；如果自己也能像班固等人那样被征入兰台，成为文学侍从之臣，那么自己的歌功颂德也一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这层意思，倒可以说是王充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因为他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不能遗世独立，而只求依附于统治阶级。当然，这层意思和为免罪起见而被迫作颂汉诸篇的事实也并不矛盾，因为从消极方面来说想避祸，与从积极方面来说想进身，这原是同一种人生态度的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像梁鸿那样的不愿进身的文人，也就必然不怕得罪，也就不会作歌功颂德之文。王充在这一点上难与梁鸿伯仲。这种想要进身的愿望，也不妨可以看作是王充写作颂汉诸篇的一个间接动因。